内容提要：清廷对东北长期实施封禁*策，禁止民人(主体是汉民)流入。实际情况是，尽管有制度和*策限制，仍有大批内地民人不断进入东北地区垦荒。他们在发展边疆经济的同时，对当地民族关系也产生了深刻影响。本文利用刑科题本等史料，以流民问题为切入点，重点就民人出关与清廷“封禁”、民人流动与旗民关系(主要是满汉关系)、民人流入与旗地流失、旗民杂居与“理事官”设置、商业发展与文化陶融等五个相关问题作一初步考察，以期就清代东北地区满汉关系变化，理出一条更为清晰的线索。
关键词：清代东北/封禁*策/汉人流民/满汉关系
东北是满洲人“发祥”地。清朝入关后，为维护“发祥”地的原生态，保护满洲人的权益，以及国语骑射传统，采取了两项特殊措施，一是设立*府制，即分别设置奉天将*(盛京将*)、宁古塔将*(吉林将*)、瑷珲将*(黑龙江将*)，进行**合一的管制；一是实施封禁*策，禁止民人(主体是汉民)流入。实际情况是，尽管有制度和*策限制，仍有大批内地民人不断进入东北地区垦荒。他们在发展边疆经济的同时，对当地社会面貌、民族关系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前人围绕东北流民问题，已有深入探讨。①本文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以流民问题为切入点，就清代东北地区满汉关系的变化，作一多角度考察；在此基础上，概括东北地区满汉关系特点，并揭示其与中原内地满汉关系的异同。笔者认为，围绕本问题展开的考察，不仅对清代满汉关系史研究是一个推动，对深入探讨辛亥革命时期东北地区的独特发展道路，也有所启迪。
一、民人出关与清廷“封禁”
清廷入关，为夺取全国统治权，驱使大批八旗兵丁入关作战，以致富庶的辽沈平原，一度呈现“荒城废堡，败瓦颓垣，沃野千里，有土无人”的荒凉景象。②为改变这种局面，清廷多次下令地方官吏招徕流民迁往辽东，开垦荒田。顺治十年()，颁布“辽东招民授官例”③，鼓励汉人地主、官吏招民出关。辽东本为汉人传统居住区，只是由于明末清初连绵数十年战乱，以及原有辽东汉人多被编入八旗汉*“从龙入关”，致使当地汉人急剧减少。然而一旦汉民重新在辽东集聚，还是触动了满洲统治者的隐忧。康熙七年()，该条例被明令禁止。此后，汉民虽仍可到辽东垦荒定居，但开始受到限制。这标志着清廷对辽东地区从开放到限制的*策转变。
为防范出关的民人侵占旗地，损害满人生计，清廷复于康熙二十八年在奉天一带严格划定旗界民界，禁止旗民越界耕垦。④旗界内，除旗人“份地”和“旗余地”(旗人在份地外开垦荒地)，还有大片待垦生荒。满洲统治者试图用一道人为栅栏保护满人的经济利益，隔断与民人的交往。实际情况却是，从划定旗界民界之初，就无法杜绝界内“搀杂居住”的现象。不过半个世纪，奉天、锦州境内已是“旗民杂处”。⑤所辖之界虽有旗地、民地之分，却形同虚设，其中既有民人而居旗地，也有旗人而居民地。⑥
随着大批内地汉民持续从陆地或海上进入辽东，清廷不能不承认既成事实，沿用内地成制增设州县，专门治理民人。顺治十年()，设辽阳府(后撤，改奉天府)并辽阳、海城二县。康熙初，辽东已设二府(奉天、锦州)二州(宁远、辽阳)七县(海城、锦县、广宁、承德、盖平、开原、铁岭)。“州县新设，户无旧籍，丁鲜原额，俱系招民，三年起科”。⑦雍正十二年()，增设复州、宁海县、义州，总计二府四州八县。康熙二十年()，奉、锦二府壮丁；乾隆六年(1)，二府壮丁增至(男妇口)。六十年间，人口增长1.1倍，⑧这反映了奉天地区民人持续增长的事实。
出关民人，从踏上东北这片广阔而肥沃的土地之日起，便与当地满洲居民展开对土地的角逐。乾隆五年四月，奉命巡视盛京的兵部侍郎舒赫德面奉谕旨：
盛京为满州根本之地，所关甚重，今彼处聚集民人甚多，悉将地亩占种。盛京地方，粮米充足，并非专恃民人耕种而食也。与其徒令伊等占种，孰若令旗人耕种乎!即旗人不行耕种，将地亩空闲，以备操兵、围猎亦无不可。尔至彼处，与额尔图详议具奏。舒赫德受命前往盛京，与将*额尔图研究对策，随即奏称：
奉天地方为满洲根本，所关实属紧要，理合肃清，不容群黎杂处，使地方利益，悉归旗人。但此等聚集之民，居此年久，已立有产业，未便悉行驱逐。须缓为办理，宜严者严之，宜禁者禁之。数年之后，集聚之人渐少，满洲各得本业，始能复归旧习。⑨
清廷的思路，首先是维护满人“根本”利益，也就是“使地方利益，悉归旗人”；但作为国家的统治者，他们又不可能一味偏袒满人利益，而罔顾广大汉民的死活。⑩这正是舒赫德把“宜严者严之，宜禁者禁之”作为处理移民问题基本原则的初衷。他认为，对在奉天居住年久、立有产业的民人，未便全部驱逐，并拟定封禁关外地区八条措施，归纳起来，要点有三：其一，山海关出入之人，宜严禁，除工、商、孤身佣作民人外，一律不准出关；其二，奉天流民给限半年勒令回籍，不愿回籍者令其人奉天民籍；其三，奉天空闲田地专令旗人垦种，百姓人等禁其开垦。(11)
清廷提出以山海关为界，严禁汉民出关，标志着封禁*策的全面实施。但揆诸事实，该*策从实施之日起，就因附带若干条件而被大打折扣：既宣布禁止民人出关，同时又给工匠、商贾、孤身佣作民人开了一道口子；既宣布奉天流民给限半年勒令回籍，又借口“给限半年，勒令回籍实难办理”，准其取保入籍。(12)如此一来，自然难以达到封禁目的。何况，每逢关内灾荒，清廷为缓解灾情，放宽限制，允许灾民“出关求食”。而灾民一旦在关外站稳脚跟，多不愿再回原籍。(1)可见清廷对待汉民出关，在*策上始终依违两端。如此一来，导致封禁令时张时弛。故封禁令颁布后，出关民人的规模仍在扩大，不仅人数持续增长，流向亦呈由近及远、由南向北的变化。
康雍年间，奉天府属(主要是辽东)人口增长幅度高于辽西锦州，因为辽东是传统农耕区，自“辽东招民授官例”颁行后，又是清廷经营重点。但从乾隆六年(1)即禁令颁行第二年起，情况却有所变化。这一时期，流民增长最快地区，除东北*治、经济中心承德(今沈阳)一带外，还有以下地区：一是辽西锦州、广宁和宁远(今辽宁省兴城)等地。这里是山海关通往东北的要道，一向是流民集散地。二是奉天北部开原、铁岭一带。此地在乾隆以前尚十分荒僻，此时人口迅速增长。(1)人口集聚的主要原因，当为该地是辽沈通往柳条边外吉林等处必经之路。在这种趋势下，清廷不得不退而求其次，逐步放宽对盛京以北地区的控制。吉林宁古塔(今黑龙江省宁安市)、伯都讷(吉林省松原市宁江区)、阿勒楚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拉林(黑龙江省五常市拉林镇)等地，依乾隆二十七年定例，原不准流民居住。三十四年，吉林将*傅良奏请，将阿勒楚喀、拉林地方流民二百四十二户，限一年尽行驱逐。乾隆帝却谕令从宽处理：“流寓既在定例之前，应准入籍垦种，一例安插，俾无失所。”同时，采取措施，禁止民人向吉林一带流动。四十一年十二月十九日谕称：
曾降旨曰：盛京、吉林地方为本朝初创丕基之地，若听与民人等杂居，以致废弃满洲风俗，关系甚巨，故前严禁民人等居住。但国家太平百余年，盛京地方又与沿海山东、直隶接壤，流民渐集年久，若一旦驱逐，则必致各失生计。是以于盛京地方设州县官管理。至吉林并不如盛京与有民人之地相连，不可令民居住，故裁州县官，严行查办。今闻流民渐多等情，自富椿到任以来，并未奏查办之事，吉林地方有无集民之处，亦未具奏。此与满洲风俗攸关，不可不谨慎。将此著寄询富椿，于吉林乌拉所属地方有无民人居住，有则如何办理，除即行查奏外，永行禁止流民，毋许入境。赴吉林之流民皆经过盛京。嗣后，严禁民人从各边关、海船去吉林。亦降此旨于将*弘晌。(15)乾隆帝认为盛京、吉林二地情况不同，对当地流民应区别对待。盛京地区与内地相接，流入民人既多，若强制驱逐，必致各失生计，故设州县官管理；吉林则不同，因不与内地相接，不可令民人居住。他把这一问题提到维护“满洲旧俗”的高度来认识，授意吉林将*富椿严行查办，永禁流民入境。同时，谕令盛京将*弘晌，加强对边关、海岸等通道稽查，从源头上遏止流民进入吉林的势头。但后来的进程却表明，清廷的上述措施犹如水泼沙地，依旧没有产生多大实效。柳条边外吉林将*辖区，范围包括宁古塔、伯都讷和吉林乌拉等地，乾隆以前，当地汉民尚少，至此人口增长迅速。从吉林地区垦地数字即可看出：雍正十三年()至乾隆四十五年()，旗地由顷余增至顷余，增长近2倍；同期，民地由27顷余猛增至顷，猛增41.5倍。(16)换言之，在四十五年间，民地与旗地之比由1∶0缩小到约1∶2。民地数量大增，足证民人增长之迅猛。雍、乾年间，出关流民自发地沿着锦州—开原—吉林一线，不断向东北方移动，以致清廷封禁*策不仅未能在辽东地区奏效，反而在柳条边外被打开缺口。民人的脚步，从此踏上吉林、黑龙江的广袤土地。
如前所述，清廷入关初，对留居关外的少数旗人，仍以*府制度统摄之。顺治十年()起，因民人日渐增多，始设州县管理。雍正四年()，在吉林(船厂)增设永吉州，宁古塔增设泰宁县，伯都讷增设长宁县，俱属奉天府。此三州县之设，打破开原柳条边外无民户的传统旧制，是流民从南向北迁徙的重大突破。(17)设县之初，入籍民人有限，永吉州民人仅余名，长宁县仅名。雍正七年、乾隆元年，泰宁县、长宁县相继裁撤。相比之下，宁古塔将*驻地吉林(船厂)，聚集民商较多。这样，原先在柳条边以北设置的三州县，就只剩永吉州。
嘉道年间，清廷面临封禁与开发的两难处境，封禁*策趋于松弛。在吉林以西蒙古地区，清廷曾严禁王公私行招聚民人开垦地亩。郭尔罗斯前旗首先招垦，科尔沁右翼诸旗继之。嘉庆四年()，郭尔罗斯已有垦地余亩，居民0户，遂在垦地长春堡置长春厅，设理事通判进行管理。原议除垦熟地及现居民户外，不准多垦一亩、增居一户，话说得如此绝对，实际上流人民人却有增无已。十七年，流民增至余口，所垦之地，广二百三十里、纵百八十里。清廷多次降旨，查禁流民出口，但“每查办一次，辄增出新来流民数千户之多”，“查办流民一节，竟成具文”。(18)随着禁令松弛，陆续增设州县厅，这说明蒙地招垦，对内地民人也产生了吸附效应。
咸丰年间，面对关内战乱、财*窘迫，清廷在吉林、黑龙江地区实行局部开禁，放垦官荒，以裕饷实边。光绪初年，官府为整顿东部边防，招民实边。进入吉林以北的民人迅速增多。光绪八年()，吉林已设一府(吉林)五厅(长春、伯都讷、宾州、五常、双城)一州(伊通)一县(敦化)。十五年，升长春厅为府，增设农安县，连同其余四厅，均辖于长春府。
黑龙江地区距内地遥远，清初不设州县。雍正初，民人增多，黑龙江将*博第疏请，将当地贸易民人分旗查管，即由旗署监管。民人初至，询明居址，令互结注册，贸易结束促其回乡，病故者除名。同时，禁止娶旗女、买旗屋及散处城外村庄。至于非贸易人员，量给限期，饬令回籍。这说明清中期以前，黑龙江地区的满汉畛域还相当分明。(19)咸丰末年，清廷首先在松花江以北呼兰河流域招民开垦，这成为改变黑龙江地区封禁*策的开始。甲午战后，清廷在内忧外患压力下，彻底放弃封禁*策，转而采取积极招引移民*策，大力推进边疆地区垦荒，东北全境对移民开放。迄至清末，黑龙江已设二府、三厅、一州、四县。光绪三十三年()，清廷宣布奉、吉、黑三省全部改设行省(20)，即表明东北旗民二元体制的终结。
二、民人流动与旗民关系
与州县制建立相呼应，乾隆五年(0)封禁令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强制流入民人入籍。此举显然是为了加强对流民的控制和管理。但是，此禁令颁布本身即表明，很多流民并未入籍。清理户籍工作最初定限半年，后来展限到十年，可见实施之难。其时，丁、口每十年编审一次，每丁须征银一钱五分至二钱不等。再者，流民一旦补入丁册，编为保甲，还要负担诸如铺路、送粮等劳役。大批流民百般规避入籍，也就不足为奇。而对于清廷来说，财*损失倒在其次，尤为麻烦的是，对东北地区越滚越大的流民群体，难以实施有效管理。
“闯关东”民人中，以山东籍为主，其次为直隶籍、山西籍。至少在清前中期，许多民人采取大雁春去秋归的季节性迁徙方式，在原籍和关外两地往返周转。他们一般是在贫困压力下抛离故土的，虽有举家迁往，但更为普遍的还是零散或结为帮伙前往。在刑科题本中，包含有关东北流民以及旗民关系的丰富信息，以下分别若干情况，就民人流动的形式、特点以及旗民关系，加以概括说明：
出关民人，单身前往，或随亲友。山东即墨县民刘作彬，早年到岫岩，在各处卖工为生。他与刘贵合伙领参票刨参，刨得人参，照票上纳官参，余剩卖银，除去用度，按股分派。(21)山西祁县人杨尚春，出关多年，在辽阳州刘儿堡开铺生理。父故，母在原籍。(22)山东诸城县民郭名江，父母早故，并无兄弟妻子。早年出关，在兴京各处卖工度日。(2)山东清平县民庞如祥，自幼随父到吉林宁古塔，在张家沟屯种地。母在原籍，不知有无。后到珲春租地种烟。(24)
出关民人，自谋生计，多利用族人乡亲关系。山东莱阳县民解有仁，与民人王唐在族祖解光智家做月工。(25)周广谦与张幅功在吉林伙种地亩，雇人帮工。(26)李朝望籍隶山西，至奉天辽阳界八卦头堡，伊胞弟李朝章在彼开设酒铺生理，将伊荐至城外烧锅佣工。(27)
民人出关，初以奉天为跳板，以后向吉林、宁古塔及更远边地实施第二波第三波迁徙。关里民人祝二，在奉天生长，不知原籍。父故母嫁，在辽阳卖工度日。(28)奉天岫岩厅人薛应珑，弟兄二人，并无妻子，至吉林地方佣佃度日。(29)吉林一带土著民人甚少，而外来者，大抵永平府属暨山东人居多，非挖参为业，即砍木营生。嘉道年间，当地已是“人民稠密，五方杂处”。(0)更偏远的齐齐哈尔，“浮民无数，商贩私立家业者亦不少，皆例所禁”。(1)刘瑞，先世登州府永城县人，先移奉天复州，又移吉林伯都讷，累世为农。同治元年()，官府出放北团林子(今黑龙江省绥化市)荒，举家迁至。张天贵，原籍山东莱阳，乾隆年间，到岫岩大庄河北五道沟，居住百余年。其后人，道光十五年()，迁河南；咸丰十一年()，又到巴彦苏苏城(巴彦县)东北东包宝山居住，开荒种地。至此，完成由山东至黑龙江的辗转迁徙。按，巴彦苏苏，属呼兰城守尉。咸丰十年，将*特普钦奏请，将呼兰所属蒙古尔山闲荒百余万晌招民开垦，(2)随即吸引大批民人迁入。宋景文，原籍山东海阳。清初迁奉天金州，嘉庆中，后人迁吉林伯都讷石城镇，辟荒占籍，后又迁黑龙江木兰镇。()
不同籍贯民人，在迁入地结成新的地域人群，并发展起新的社会关系。山东莱州府掖县人吴涌利，四十四岁，父母俱故，未娶妻室。因原籍穷苦无依，早年到吉林，在贺家屯左近卖工度日，与直隶盐山县民王勇成同处做工。(4)山东荣成县民宋元名、宋元德在岫岩大庄河屯，为吕化斋做工。同县民人吕振邦，自幼随父母出关，亦在本屯居住，佣工度日。曾与宋元名在宁海县地方卖工。(5)顺天府怀柔县人蒋发，六岁时，父亲在外营生，并未回归，由胞伯养大，出边寻父，总没下落，后至吉林伯都讷厅，雇与李全家工作。(6)山东宁海州民李经晏，在大哥带领下至宁古塔城西租地耕种，雇山东潍县民李祥写账，直隶盐山县民张德山做饭，山东海阳县民姜岳喂猪，又雇奉天府承德县民人陈天佑等打短工。(7)上述事例还说明，同是流民，在本地化过程中，逐渐分化为地主、自耕农、佃农等阶层。
流民定居各地，经过若干年艰苦创业，励精图治，他们中间涌现出最初的乡绅阶层。马藩，原籍直隶元城县，经商至吉林，遂定居。乐善好施，人称“马善人”。子四，长子马维驭，乾隆丁未进士，吉林科甲以其为权舆，子弟多获功名。(8)于凌奎，山东潍县人，祖父因灾荒携家至伯都讷厅，落户当地，以力田起家。父好施予，凌奎有父风，精于筹算，家境日富。往奉天，道遇流民百数人，不知所往。凌奎资助其至伯都讷，以名下荒地分租之，屋舍什物俱备，至者如归。他延师课读两个弟弟，弟凌辰终成进士，累迁内阁侍读学士、大理寺卿。凌奎子七人，多有功名，入仕途，其家成为吉林望族。(9)马德坊，原籍山东，迁奉天复州，又随父徙居吉林缸窑之南屯，乐善好施。居复州时，尚幼，外出籴米，遇山东流民，饥饿无人色，倾囊与之。及长，好排难解纷，对无力还债者，焚其欠据。遇大灾之年，屯中极贫户百余口，出米二百石救济之，逾年乃止。(40)徐景和，山东莱州府昌邑县人，幼就塾，十三岁读毕六经。家道中落，年二十即课读。乾隆五十九年，偶遇从江南凯旋满洲某贝勒，相谈甚洽，随之北上。入京师，与满洲某协领同寓，颇受赏识，聘为“记室”(幕友)。协领系吉林驻防，遂携手出关。景和见吉林山水明秀，谋久居，然为八旗驻防地，不容汉人插足。不久，禁令稍弛，景和通过吉林某地方官，顺利入居永吉县尚礼镇，编入红册(土地、人口档册)。景和子嗣且耕且读，兼事农商，精医术，四方延医者络绎不绝，贫贱者求诊，则欣然往，有不能付酬庸者，反资助之。徐氏渐成地方望族。(41)清末“吉林三杰”之一徐鼐霖，即其族裔。这些乡绅，是从民人中涌现出的地方精英。他们精于生产，家资富赡，重视文教，乐善好施，热心公益，表率一方，在发展地方经济、维护社会秩序、推扬文化教育诸方面，均起着重要作用。
流民以种地佣工为主，还从事工、商、医等多种经营。山东莱州府胶州民张添文，早年出关在凤凰城南门外和周思彦等伙开饭店生理。(42)山东莱州府昌邑县民庞自栋，父母俱故，到开原县卖工，有时讨乞度日。(4)直隶永平府临榆县民孙荣武，父早故，母在原籍，出关到各处行医卖药为生，寄回银钱养赡母亲。(44)山西太原人崔宗范，出关多年，在海城县牛庄西关永德碾房当铺伙。族中侄孙崔得官，早年出关，亦在碾房吃劳金为生。(45)山东即墨县民张幅玉，五十四岁，父母俱故，并无弟兄、妻子，至三姓地方持票挖参。(46)奉天广宁县民董昌居住魏家屯，在闾阳驿开药铺生理。(47)直隶宁河县民张信，早年跟父母出关到开原居住，挑卖小菜度日，后开菜摊生理。(48)山东莱阳县民龚三(龚玲)，四十一岁，父早死，母八十一岁，无弟兄、妻子，出关多年，在承德县城小东关外开歇店生理。(49)山西太原县民米如玉出关，到奉天兴京厅汪清河屯开酒铺生理。(50)山西太原县民张秉贵、武成有在沈阳德盛门外伙开饭铺。山东堂邑县民郭琴，在沈阳各处卖工，后雇给饭铺吃劳金。(51)民人从事农、工、商、餐饮、医药等多种经营，既满足了自身生计需要，对活跃地方经济，提升当地居民生活水平，也有意义。
出关民人，与当地旗人形成密切关系。京师镶白旗满洲庆魁看坟家奴张英，居奉天柏杨木林子屯，民人张弼租他家房居住，张英所穿衣服鞋袜皆张弼妻承做，不要手工钱，张英也没向张弼要房钱，两人是表兄弟。(52)三姓地方镶白旗披甲特松额契买遣奴刘汉云，租本家主伊凌阿房地耕种交租，又雇三民人为其做工。山东东昌府茌平县人吴文，至三姓大沟屯地方雇给种地民人王富林做饭，每月工钱三千文。(5)京师镶*旗满洲舒公门下家人潘谷金，在广宁东潘家屯居住，雇同屯民人孙祥做年工。同坐共食，并无主仆名分。(54)宁远州民刘二，在前屯卫卖工，有南街东胡同住旗人刘作美雇他做工。刘作美后租同屯周文喜三间房屋开伙食店，留刘二在店里打工。(55)京师正蓝旗包衣壮丁史俊登，六十五岁，在开原县城南新屯居住，种地度日，民人李发，二十二岁，父早年病故，母改嫁新屯旗人李玉，别无亲人，就在新屯居住，卖工度日。(56)威远堡边门台丁董长住，二十八岁，弟兄四人都没娶妻，旗人戴成美，是其族姑母之子，时常来往。(57)盛京户部六品官管下人刘敬，种地度日。雇旗人亲姑夫杜勇盛、旗人堂叔刘玉财、承德县民孙四屋(杜勇盛外甥)等作年工。(58)内务府镶*旗管下园丁刘进忠，二十三岁，在奉天新民厅半拉门堡居住。父母俱故，兄弟、本人并未娶妻生子，雇给本堡民人王得章、韩经茶饭铺里吃劳金，讨要账目。(59)奉天开原县民李玥，雇给旗人李文碌作年工，每年工价市钱七十五千。两人平等称呼，素日和好。(60)旗人幅生额因乏钱使用，把册地作价当给旗人田智管业，田智又把该地与同屯民人李才、李旺伙种分粮。(61)旗人李果，家有一晌半地，租给邻屯民人贾俊耕种，一租三年，共租价钱九十五千，每年交草豆钱两千，贾俊把地与妻弟*金花分种。(62)以上事例，足以反映旗民交往的广泛性，涉及生产、生活众多领域。这正是基层社会中满汉关系不断发展的具体写照。
除民人给旗人打工，旗人为民人打工情况亦屡见不鲜。直隶丰润县正蓝旗人王太富，兄弟三人，大哥、三弟都出关做买卖。王太富本人雇给重兴寺僧人缘顺做工，每年工价大钱六千六百六十五文。(6)奉天宁海县汉*旗人金文发，二十九岁，父死母改嫁，并无弟兄、妻子，亦无亲人，无力租房，在外卖工度日，无一定住处。旗人苏元，曾与其父一处佣工。(64)凤凰城镶*旗人西磡(锡伯)来德，三十六岁。没娶妻，别无亲人。到开原城东各处卖工，蚂蚁岭屯山东阳信县民人张明九与堂兄张红安合雇他做月工。(65)义州正*旗闲散褚富，二十岁，在清河城屯居住，雇给朱家屯民人朱添才做工，每年工价市钱五十八千，与朱添才兄弟平等称呼，并没主仆名分。(66)旗人陈有俊与刘建碌同居一堡。陈有俊雇给堡中看青，工价由堡中人伙出。(67)京师镶*旗觉罗戴二名下仆人李兴泳，居奉天锦县吕家屯，务农度日。民人张士孔，每年雇给吕家屯看青，工价由屯中人伙出。(68)梁有与何均功，同系京师正*旗人韩姓家坟丁，梁有受雇给本屯看青，工价亦由屯中人伙出，言明每日地给工价粮五升。(69)以上屯堡，多数或者全部应是旗民混居，所以才会有这科集体性质的雇工。山东商河县回民白三，嘉庆十五年()春出关，至锦县缸家屯一带卖工度日，受雇于本屯旗人李才，同年冬返回原籍，十八年十月，再次出关卖工。(70)这说明出关民人，除了大批汉人，还有回民。他们在原籍与关外住地间多次往返，或辗转搬迁，而最终的结局是大部分人定居东北。
上述情况还表明，尽管研究者普遍认为，清代旗人(主体是满人)享有种种高于民人(主体是汉人)的特权，但在实际生活中，尤其是在社会下层，普通旗民之间的身份差别(旗籍或民籍)并不明显。他们的差异，主要表现为经济地位的高低。
道光年间，辽东部分旗人因生计恶化，纷纷潜往黑龙江双城堡等地垦荒。双城堡原为调剂京旗生计而设，初定移拨京旗三千户，继改为一千户，其余旗丁从奉吉两省调拨。当地土地肥沃，地旷人稀，对辽东旗人有很大吸引力。同期，金州、锦州等城旗丁，私往双城堡垦荒。不久，发现盛京旗人前往人户众多，“类因贫苦投依亲属就食”，以致引起清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