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是中国历史上独具特色的时期。动乱冲突，灾难矛盾，国家民族命运与个人生活悲欢，难解难分。其中，妇女在这个时期的生存空间，是近来颇为热门的话题。美国学者高彦颐（DorothyKo）所著的《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被誉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性别（gender）研究的代表作，却撇开了这个时代血雨腥风的背景及其对妇女生存的影响。这一点，已为评论者所指出。[1]研究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只注重妇女生活温婉和煦的一面，而忽视其中霜刀血剑的另一面，至少如此显示的世界不是完整的。遭遇历史暴力时，妇女总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事实上，对某些女性而言，这个时期的家内世界已完全倾覆，她们的命运不仅仅是值得嗟叹而已。为此，本文欲以被朝鲜士大夫传奇化的“季文兰”故事为切入点，探讨历史记忆的功用及与闺塾师不同的另类妇女群体，以揭示明末清初妇女文化的另一种类型和这些妇女的生存空间，从而加深对这个时代的理解。
一、朝鲜士大夫的“季文兰情结”
季文兰，明末清初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江西女子，在中国明清史籍中难觅行踪，却在东邻朝鲜士大夫群体中口耳相传，代代留芳。她，清初被旗兵掳掠北上，途经河北丰润榛子店，题诗旅店壁间，使得那些往返中朝之间的使节文士，数百年间和诗题赋，在《燕行录》中留下了大量篇章，形成一个显而易见的“季文兰情结”，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研究明末清初妇女文化的独特视窗。
康熙十九年（），朝鲜陈慰兼陈奏行副使申晸到北京，他在《燕行录》中记载：
书状睦君则于丰润榛子店壁上，见一诗，向余说道，其诗曰：‘椎鬓空怜昔日妆，征裙换尽越罗裳。爷娘生死知何处，痛杀春风上沈阳。’其下又书曰：‘奴江州虞尚卿秀才妻也，夫被戮，奴被掳，今为王章京所买，戊午正月念一日洒涕挥壁书此。唯望天下有心人见此怜而见拯，奴亦不自惭其鄙谤也。吁嗟，伤哉，伤哉。奴年二十有一，父季某，秀才，母陈氏，兄名国，府学秀才，季文兰书。’余闻而悲之曰：‘此是闺秀中能诗者所为也。海内丧乱，生民罹*，闺中兰蕙之质亦未免沦没异域。千古怨恨，不独蔡文姬一人而已。’为赋一绝，以咏其事：
壁上新诗掩泪题，天涯归梦楚云西。春风无限伤心事，欲奏琵琶音转凄。[2]
书状官即睦林儒，他所知的季文兰，是江西秀才虞尚卿之妻，年方廿一，丈夫被杀，己身被掳，时间为康熙十七年，后为一王姓八旗*官购得，途经榛子店前往沈阳。家里尚有父母双亲及胞兄，父兄均为秀才，所嫁之夫亦为秀才，是典型秀才之家的女子。这使申晸很自然地联想到了白居易笔下那位月白风清夜江上弹琵琶的凄凉少妇，闺中兰蕙沦没异域的不仅仅是蔡文姬一人而已。申晸是最早记载季文兰事迹的朝鲜人。
最著名的传播者则是康熙二十一年的朝鲜使节金锡胄。他有《擣椒录·榛子店主人壁上有江右女子季文兰手书一绝，览之凄然，为步其韵》：
琸约云鬟罢旧妆，胡笳几拍泪盈裳。
谁能更有曹公力，迎取文姬入洛阳。
他亦引用蔡文姬之典，还著录了季文兰原韵及小序，“奴年二十有一（缺三字）秀才女也，母李氏，兄名缺某字国，府学秀才，下缺亦不可记。末书云季文兰书。副使柳公招主媪问之，媪俱言五六年前沈阳王章京用白金七十买此女，过此，悲楚黯惨之中，姿态尚娇艳动人，扫壁垂泪书此。右手稍倦，则以左手执笔疾书云”。遂再作《复叠前韵和副使》：
已改尖靴女直妆，谁将莲襪掩萝裳。
唯应夜月鸣环珮，*梦依依到吉阳。（原注：吉阳即古袁州，今江右地也）[3]
金锡胄号息庵，时为右议*，以谢恩兼三节年贡正使的身份到北京。他见到已缺数字的季文兰题诗。通过他的如椽之笔，季文兰不仅变得姿容娇艳，且双手均能作书，母姓亦从陈化李。对此楚楚可人的女子，作者的基本意象是爱怜同情。他的记载对朝鲜士大夫影响最大，在他推波助澜下，“季文兰情结”悄然出现。虽然到康熙二十九年底，谢恩副使徐文重经七家岭、新店、王家店、蒋家屯走到榛子店，已看不到季文兰题诗，他说：“[故]江右女子季文兰诗，今漫灭无存。”[4]
康熙五十一年，随使臣前往北京的金昌业《燕行埙箎录》有《榛子店次季文兰韵》，小注：“息庵赴燕时到此店，见壁上有江右女子季文兰手书一绝曰：……览之凄然，遂步其韵。”他通过金锡胄的记载注意到季文兰，满腔同情不得返乡的季文兰：
江南女子洗红妆，远向边云泪满裳。
一落殊方何日返。定怜征雁每随阳。[5]
边塞珠泪涟涟的江南女子，眼望大雁随阳却难返故乡的意象从此风靡天下。
康熙五十九年，三节年贡正使李宜显也受息庵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