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死一生——我与死神的N次擦肩
作者：李德良有个成语叫“九死一生”，意思就是形容一个人经历了很多次的危难而侥幸活了下来。那么究竟多少次才能称得上是“九死一生”呢？我不知道。但细细盘点一下自己的风雨人生，孰料我与死神的擦肩竟然有九次之多，不可谓不惊心动魄。
第一次
刚会走路时母亲带着我和两个哥哥生活在上海浦东乡下（那时父亲已经来了北京）。一天母亲下田插秧，我们兄弟三个就在稻田旁的一条小河边上玩耍，那时的河水清可见底，小小的我见到小鱼小虾在水中游弋自然好奇，于是便伸手去捉，不料一个趔趄扑倒在水中。凭着本能起初我还能挣吧几下，可没一会儿便没了动静。大哥见状吓得哇哇大哭，母亲立刻循声而来，见我趴在水中一动不动，吓得脸色煞白，赶忙把我从河里捞了上来，一摸鼻子没了气息，再摸胸口还有微弱心跳，母亲立马把我倒拎起来拼命地抖动，还不时拍打我的屁股和肚皮，这招儿还真灵，当清清的河水从我口鼻缓缓地流出，流到母亲脚下形成一条小溪再流入小河时，像初生的婴儿般我终于“哇——”地哭出了声儿，母亲长舒一口气，提到嗓子眼儿的心总算归了原位。
这是我长大以后母亲说给我听的。母亲说当时幸亏是你大哥吓得哇哇大哭，她才过来看看，要不然你恐怕早就喂了鱼虾了。母亲还说当我缓过气来之后，硬生生打了一个大喷嚏，从鼻孔喷出好几条小鱼小虾来，末了母亲还不忘幽默上两句：“你喜欢吃鱼吃虾大概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吧。”
第二次
那是初中一年级下学期的事儿。
一天放学，我和外号叫“小老头”的同学一前一后，一边嬉笑打闹一边往校外跑。我们学校的大门紧挨着马路，当我箭一般地冲出校门时，随着一阵刺耳的刹车声，我“咣——”地一下撞在一辆黑色华沙小轿车上，随后我被弹得老远摔在马路中央。当时我很清醒，一翻身坐了起来，同时感觉左腿巨疼。低头一看，妈呀！我左小腿迎面骨处咧着一个大口子，就像小孩儿张开的嘴，可以看见肉皮下面白花花的骨头。司机是个*人，赶紧跑了过来，一看这架势二话不说，抱起我就朝医院跑，也就三五分钟就到了，医生挺麻利，清创、消*、麻药、缝合、包扎，一个人独揽全程操作，半个小时完活儿。当*人司机把我抱回学校门口时，警察才刚刚赶到。大概看了一下事故现场，量了量刹车印，便断责在我，同时还揶揄了我两句：算你小子命大，要是车速再快点儿或者刹车肉点儿，今儿医院了……。虽然警察的话糙了点儿，但那是实情，不是人家车撞的我，是我撞了人家的车，要不然哪儿就那么便宜了我，就是不去火葬场估计离那儿也远不了……
第三次
这是我下乡时发生的事。
那时新建连队的开荒、筑路、盖房子等等的一切工作都是我们自己动手，不像现在有专业的路桥、建筑公司来做。
记得在盖连部那栋房子的时候，我是大工。那时干活的口号是：“革命加拼命，拼命不要命”，所以大工小工都玩儿命：红砖是玩儿命地往上码，灰浆是玩儿命地往上挑，砖墙是玩儿命地往上起，那脚手架自然也就玩儿命地跟着拔高。那时搭脚手架不像现在都是用钢管、扣件连接固定，我们都是用杉木杆喝草绳，捆吧捆吧就完事，所以承载力有限。当工程进展到开始钉檩条挂瓦片时，我们几个大工便开始挑檐，这时我突然感觉脚下的脚手架有点不对劲，好像在“吱吱”作响，回头一看，好家伙！红砖一层层码得老高，灰槽子里灰浆满满的都溢了出来，而那两个小工还在玩儿命地往上挑，我赶紧朝他们喊：“别再上啦，再上脚手架就该……”“塌”字还没出口，就觉得脚下“咔咔咔”地作响，大事不好，我迅速扔掉手中大铲一把抓住房檐上的檩条，就听脚下“戚哧咔嚓”“稀里哗啦”“咣当扑通”一通乱响。我两脚悬空，双手死死地抓着房檐上的檩条，木工小付坐在房顶上幸灾乐祸地朝我嗤嗤傻笑，我冲着他大喊：“还不快拉我一把。”他赶忙伸过手来，一下就把我拽上了房顶。我惊*未定地回过头朝下一看，额滴娘啊！近4米高的脚手架塌了，腕口粗的杉木杆折了，一寸来厚的跳板断了，一米来长的灰槽子烂了，一大堆红砖碎了……。看得我是后脖颈子一阵阵地往上冒凉气。真悬啊，多亏了我反应快点儿，也多亏了小付那檩条钉得结实，这要是我跟着一块儿下去，别说让那多斤重的灰槽子砸着，就是那一堆红砖也得把我砸成筛子不可……
第四次
年7月20日，应大哥之邀我从黑龙江兵团回家探亲时，在唐山下了火车，来到丰润县的陡河电站建设工地。按大哥先前的计划，我在陡河工地呆个三、四天，然后我们哥儿俩一起回京。但计划没有变化快，就在我到达电站的头几天，大哥单位出了一起严重的工伤事故：三个安装工人不幸从39米的高空坠落，当场死亡。因为大哥是单位的团支部书记，所以单位成立事故处理小组时，大哥是主要成员。
一连三天大哥都在忙他的事故处理。第四天晚饭时大哥告诉我，本来善后处理的差不多了，死者家属也打算这两天返乡，谁知半道杀出个程咬金来，其中一个死者的娘家表舅从江苏急匆匆赶到唐山，提出许多超出*策范围的要求，善后工作一时搁浅，这几天在做他的思想工作，所以得晚两天回京。我说没事，早两天晚两天无所谓。谁知这么一等就到了7月27日，也就是我到唐山的第七天。这天早晨醒来我就感觉天气异常，灰蒙蒙的天，空气就像被火烤着了一样，闷热的让人窒息。
这么闷热的天去哪儿呢？突然想起大哥说过，离这不远的一条小河沟里青蛙、泥鳅、田螺很多，于是我戴上草帽提着水桶下了楼。没多会儿便来到大哥说的那条小河沟。河沟不宽两岸长满了没膝深的杂草，走近前才发现河水不多且浑浊，无数条泥鳅好像遭到了什么惊吓，在水中疯狂地窜来窜去，偶尔还有泥鳅斜刺里窜出水面跌落在岸边，然后翻滚弹跳着回到水里。我试着去抓根本就抓不着，于是我脱掉鞋挽起起裤腿刚准备下河就看见对岸不远处草丛里有青蛙“扑通扑通”地往河里跳，然后游到这边爬上岸跳上护坡，一个接一个地朝河堤蹦去，起初数量不是很多，后来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几乎形成了一股蛙流，蔚为壮观，我还是头一回见识，顾不了多想我提着水桶冲过去，没费多大劲儿就逮了大半桶，我摘下草帽盖住水桶准备往回走，不知啥时无数条蚯蚓从河堤的土里钻了出来，蠕动着爬上了土路，我好生奇怪。这时一位挑水的大娘从我身边走过，嘴里嘟囔着：“今儿个也不知咋儿咧，哪口井的水都是浑的。”我斜视了一眼桶里的水，有点像河沟里的水很是混浊。
回到大哥的宿舍，我利利索索地收拾完青蛙就放在煤油炉上炖起来，没多久一锅鲜美的田鸡就炖好了。大哥回来见这么一大锅田鸡，便楼上楼下叫来了他的哥们大家一起分享。饭后大哥去上班了，百无聊赖的我坐在屋子的水泥地上煽着大蒲扇，驱赶一阵接一阵的热浪。
下午大概三点多钟的样子，大哥大汗淋漓地跑回到宿舍，气喘吁吁地说：“二弟，你还是先回家吧。”我说：“干嘛那么急呀，再等两天咱哥儿俩一块儿走。”大哥说：“你一共才20天的探亲假，在我这儿就耽搁一礼拜了，今儿下午京电（北京电力公司）正好有车回北京，你就跟着一块儿回去吧，还省俩车钱。”我说：“那你呢？”大哥说：“我必须得把事故善后工作处理完才能回去，可是现在很难说什么时候能处理完。”我还想说等你一块儿走，话未出口却被大哥拦住了：“得，得，别犹豫了，听我的赶紧收拾东西，车在工地等着呐。”
收拾完东西随大哥来到京电工地一辆解放大货车前，大哥从裤兜儿掏出两盒大前门香烟塞进司机的上衣口袋说：“哥们儿，受累，多担待。”我上了车，大哥朝我摆摆手说：“到家跟爸妈说一声，我这儿处理完立马就回家。”
天刚刚擦黑儿车就到了北京，谢别了司机我回到家，妈妈问：“你大哥什么时候回来？”我说：“就这几天吧。”吃了晚饭跟妈妈唠了唠家常，上床睡觉时已近11点，5个小时之后唐山发生了7.8级的大地震，震中就在丰润县，陡河电站遭受了毁灭性的破坏，在建的1.2.3号发电机组大面积坍塌，刚刚竖立起来的米钢筋混凝土烟囱拦腰折断，倒下来的半截烟囱插进地里足足有10米深，十几栋未验收的宿舍楼（包括我曾经跟大哥一起住过的那栋）全部夷为平地，大哥单位多人，除了住在活动板房的30多人，幸存者寥寥。倘若不是大哥催促我回京，恐怕我也和大哥一样被列入震亡者的名单了。
第五次
年春，我以顶替的名义来到大哥的单位——国家建委第二工程局机械施工公司，被分配学习汽车驾驶（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好工种）。78年8月完成了陡河电站的大型构件设备安装后，单位一部分人留在唐山丰润，一部分人去湖南，我选择去了湖南。
公司基地在湖南湘潭市建设路口东北角的一片高岗地上，一进公司大门就是一条约8米宽多米长的上坡路，坡的顶头是单位的围墙，路的左边是单位大型运输、安装机械的停车场及维修车间，路的右边是发电机房和电工班。那时我开的是前苏联生产的荷载12吨的克拉斯大货车。
79年初夏的一天。下午刚上班我将车开到电工房准备换电瓶，电工师傅说待换电瓶还在充电，得等一个多小时。我想也好趁着等的工夫干脆把车冲洗一下。因为我的车自重很重，为保险起见我重新将车倒上坡，挂了倒挡拉紧手刹，并在后轮处塞了一块三角木。这时我们汽车班龚师傅走了过来，我跟他打招呼说：“龚师傅出车啊？”他说：“对头，江麓机械厂要用老子的车，说是拉啥子大型变压器。”龚师傅是老司机、四川人，驾驶着一台日产尼桑40吨平板拖车。那天他的车就停在这条坡路的最上边，车头直对着我的车屁股，两车相距大概有十来米远。
龚师傅去做出车准备了，我便找来水管开始冲我的车。谁知死神就在龚师傅百密一疏的操作中突然降临了……。龚师傅先进行了机油刻度、水箱水位的常规检查，然后着车怠速预热，等水温上来后，踩离合挂挡、松手刹、抬离合给油、起步走车，可是这一套程序做完拖车却纹丝不动。原来拖车平板还有一个特殊的驻车保险功能，既长时间停车或是坡路停车时，使用这个功能拖车后面的16条轮胎既8个轮毂的刹车片会全部抱死，起到避免溜车的作用。当汽车发动后气压达到3个以上时，此功能便自动解除，如果气压达不到，那么汽车是无论如何也开不动的，在这种情况下若想走车，就只有采取人工解除的办法。（日本*子在设计这个功能时有个重大缺陷，就是司机不能在驾驶室内完成解除的操作，而是必须下车到后面去完成）。龚师傅就是在气压还没完全上来时想走车却走不了，于是他跳下车到后面去解除那个驻车按钮。但是他犯了一个常识性错误——忘记拉手刹了。就在他拔出那个按钮的同时拖车开始溜车了，他回身紧追两步再想爬上驾驶室已无可能，因为是坡道拖车凭借自身的巨大重量以越来越快速度向下溜，正好对着我车的后槽帮冲过来，而此时我恰恰背对着他的车在冲洗我车的后槽帮，生死就在一瞬间！
事情总是那么凑巧，就在拖车开溜的那一刻，在我旁边马路牙子上一直低头在捣鼓电瓶的刘师傅起身想活动活动腿脚，一眼就看见了拼命想爬上驾驶室的龚师傅和正朝我后背冲过来的拖车，她大惊失色，用手指着我背后声嘶力竭地朝我大喊：“小李，溜……溜……溜车啦！”无须回头光看刘师傅的表情我就知道发生了什么，我扔下水管一闪身、一个箭步飞到了马路牙子上，几乎是与此同时就听背后“咣当——”一声巨响，40吨平板拖车着着实实地撞在了我车的后槽帮上，硬生生给我的车撞出去两米多方才停下。
看着瘪进去三四十公分的拖车头和瘫坐在地上脸色苍白的龚师傅，我不寒而栗：这要是被撞上我还不得成肉饼啊！真是命不该绝呀。在暗自庆幸的同时，我还庆幸，得亏在停车时我多了个心眼儿，不仅挂了倒挡而且还在后轮打了眼儿，否则的话真的很难说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设想：失控的两个庞然大物、多米的坡道、重力加速度，公司大门外车来人往的马路……，想想就后怕。感谢刘师傅啊！是她那一声大喊不仅救了我一命，同时还避免了一场更大恶性事故的发生。
第六次
岳阳有一个吊装工程，需将15吨履带吊车运往工地。吊车主体装在40吨平板拖车上，吊车的把杆（吊臂）和配重则装在了我师傅的尼桑车上（载重量为14吨半）。也巧，那天车刚装好师傅就发烧，去卫生室打了针，想等退了烧再走。龚师傅等不及先开着40吨拖车走了。到了晚上师傅的烧也没退尽，第二天便不能出车了，于是师傅让我替他出这趟车。一般情况下司机都忌讳给人代班，因为每个司机的操作习惯不同，别说是不同型号的车，就是相同型号的车也往往因人而异使得离合器的高低、油门的轻重、刹车踏板及转向器的自由行程等等都有较大差异，乍一上车很不习惯，没一两个小时是很难适应过来的。但是当自己的师傅张口让你代班，咱也就没有二话了。
上午9点多我开着师傅的呢桑车出发了，车上还坐着俩个起重工师傅。这小日本的车就是不一样，除了油门儿其他都是液压助力的，尤其是方向盘，倍儿轻不说还特贼！哪儿像我那辆克拉斯呀，哪哪哪儿都死沉死沉的，踩离合就跟踩砖头似地，扳方向盘比搬磨盘轻不了多少。
轻车熟路，没多长时间就到了长沙。
湖南丘陵多，所以道路的弯多坡也多，而且常常是上坡——拐弯儿——下坡、再拐弯儿，由于当时路标不很完善，往往到了坡顶才知道前方路的走向。
湖南的秋天雨多，刚过长沙天空就开始掉点儿了，渐渐地越下越大。雨天行车是件很无聊的事情，不仅路上车少人稀，车里的两个人也打着瞌睡，只有挡风前的雨刮器不知疲倦地在眼前晃来晃去。雨天路滑，再加之陌车手生，我将车速降至50迈左右。
当车行至板仓地区一个右转上坡紧接着下坡再左拐的路段时，车到坡顶才发现对面一辆满载的东风大挂车占着我的车道冲了过来，我赶紧急带刹车，此时对方也发现了我的车，慌忙左靠欲驶回自己的车道，可能是方向打的猛了一点儿，东风车头倒是避开了，但后面的拖挂却甩了过来，眼看我的车就要撞上拖挂，我脚带刹车的同时向右急打了一把方向，结果东风拖挂是躲过去了，可我车的右前轮却驶出了柏油路面，在路肩的草皮上滑行，再回方向已没有一点作用，我一脚踩死刹车（因身边还有一个打着瞌睡的起重工，我下意识地伸出右手挡了他一下），但十几米长、20多吨重的车借着巨大的惯性依然向路边的排水沟冲去。随着“嘭”的一声巨响，我像一枚出膛的炮弹，撞破挡风玻璃飞出车外。
极其短暂的眩晕之后睁开眼睛，发现自己坐在沟沿上，再看：滑进1米多深沟里的车子停在离我仅有20多公分的地方；汽车前挡风被我撞破的大洞宛若张着的鲨鱼嘴，上下左右满是如匕首般尖尖的玻璃茬子；两个起重工师傅正一前一后从司机座位这边的车窗往外爬。
雨依然淅淅沥沥地下着，惊*未定的我试着想站起来，无奈俩腿筛糠般已不听使唤。爬出来的起重工来想把我扶起来，其中一人突然尖叫起来：“血，血，李师傅你脖子受伤了！”我抬手一摸，热乎乎的鲜血正从脖颈子处往外冒，见此情形，其中一个起重工师傅甩掉外套，把棉毛衫脱了下来，三下两下就撕成了布条，迅速地给我包扎了伤口，然后跳到马路中央准备拦车。
那时的公路上本来车就不多，加之是雨天半天愣没一辆车驶过，这时一个穿蓑衣的农民兄弟从山坡下走了上来，起重工师傅赶紧迎了过去。还得说是杨开慧烈士家乡的人思想境界就是高，得知有人受伤农民兄弟马上跑回村子（他们村子就在不远山坡下一片树林掩映之中），没多久一辆手扶拖拉机开了过来，拉上我和一个起重工师傅，一路狂奔到了板仓公社卫生院。
卫生院设备虽然简陋，但医生却十分的认真负责，硬是从我的伤口里拣出来两颗绿豆大小的玻璃渣子，4公分的伤口，人家仔仔细细地给缝了7针。交了钱取了药用人家公社卫生院的手摇电话给单位报了信儿便回到事故现场，那位农民兄弟还在，因为等待公司的救援还得两个多小时，所以农民兄弟邀我们去他家歇息，其热情周到的款待非常感人，在此不赘述。公司救援来了之后先把把杆、配重挪到另一车上送往岳阳，然后把事故车吊出沟底，除了前挡风破损和右侧车门有些凹陷外车辆其他部位部件基本无损，所以就直接开回了公司。
在修车的时候，修理工杨师傅看着破碎的挡风说：“你的运气又好又不好，说不好是你赶上了一块普通挡风玻璃（当时的前挡风好像还没有现在那种中间带夹层的安全玻璃，最安全的也只是碰撞后，整块玻璃便碎成细小颗粒的钢化玻璃），就是说这辆车的前挡风是后配的普通玻璃，所以撞破以后到处都是尖尖的玻璃茬子；说你运气好就是这么一个四周都是玻璃茬子将将只能容一个人钻过去的洞，愣是让你给钻过去了，而且那么巧没受什么重伤。当时如果你身体不管向哪个方向偏，哪怕是三五公分其后果都不堪设想：靠上3公分你脊椎就得受伤，往下5公分你肚子就得开膛，往左或往右偏10公分，估计你颈动脉就该喷血浆了，想想我都替你后怕。”
让人后怕的还不止这些：
其一，尼桑车的挡风破洞离地面足足有两米多高，我是从离地面两米多的高度飞出车外的，落点应该是1.5米深的沟底，也就是说最正常的结果应该是我头朝下栽进落差约4米的沟底，如果那样估计我生还的概率基本为零，奇怪的是我没栽进沟底而是摔坐在沟沿上，也就是说我在空中做了一个前翻加°转体的高难度动作（我做了吗？至今想不起来），否则就很难解释我怎么会坐在沟沿上而不是直栽沟底；
其二，根据当时的车重、车速，最保守的计算车子在冲进沟里后至少也应该继续向前滑行4~5米远，而我则是在车子掉进沟里之前（或同时）飞出车外的，那么我在空中至少也得飞行4~5米，否则不管我落在哪儿都会被继续滑行的车子再狠狠地撞上一下，至于撞到什么程度就很难说了。可是我真的能在空中飞行那么远吗？恐怕不大可能。但事实就是：我落地，车停住，离我仅仅20公分。还有按理说通常情况下应该是坐车人飞出车外，可实际是我开车的飞出了车外而两个一直瞌睡的起重工却安然无恙；至于我的头撞破5毫米厚的玻璃硬是什么事都没有等等匪夷所思的问题就不说了。反正一句话，各种利好因素在那次事故中全让我赶上了，命大呼？巧合乎？任评说吧！
第七次
89年我辞去服务公司经理的职务，等着山西省*区的商调函。大概是5月份，青岛某业务单位邀请我和湘潭某汽配部的经理去参加一个订货会，于是我和汽配部经理及两个业务员一行四人准备乘飞机赴邀。因当时的机票受控不是很好买，四个人买了两个航班的机票，所以汽配部经理和一个业务员先走，我和另一个业务员后走。
跟我一起走的是个17岁的小姑娘，是我原来单位一个职工的子女，才参加工作不久。当我们办完了乘机手续候机时，广播告知航班因机械故障延误，何时起飞待定。20分钟后广播又告知可能延误时间较长，乘客可选择退票、改签或搭乘其他航班。那时长沙机场的航班很少，加之我们是第一次坐飞机对改签等手续不熟悉，所以就选择了等。
我乘坐的这次航班是从长沙飞往青岛，中间经停武汉，机型好像是苏制的伊尔18客机。大概3个多小时后，广播中终于告知飞机可以起飞了，我们匆匆地登上了飞机，机舱内空荡荡的没几个人，空姐说本次航班的绝大部分乘客不是退票就是改签，或是搭乘其他交通工具走了，飞机从长沙黑石铺机场起飞后，我数了数不算空姐，机上（包括我俩）一共只有9名乘客。
长沙至武汉走公路曲里拐弯不过也就公里，天上走直线，所以没多大会儿就到了武汉。在机场休息了20多分钟再次登机时，我惊奇地发现整个飞机上只剩我们两个人了。原来武汉飞青岛的乘客因航班延误太久，都改乘其他航班走了。我对空姐说：“就我们两个人飞机也起飞，航空公司不得亏本吗？”空姐笑着说：“就是没有乘客飞机也得飞回青岛，因为明天还要执行其他航班。今天就当是为你们俩飞的专机吧，想吃什么喝什么，自己随便拿。”末了还不忘幽上一默说：“总统也不一定有这个待遇哟。”
望着舷窗外碧蓝的天空和身下涌动的白云，我莫名其妙地生出一种自豪感来，头一回坐飞机就赶上“总统待遇”，恐怕那些坐了一辈子飞机的人也未必能赶上一回，真是太荣幸了！不由然真的好像自己是总统似地飘飘然起来……。
乐极生悲！当从舷窗可以鸟瞰到被大海半围着的青岛时，空姐送来了坏消息：飞机前起落架放不下来。不过空姐还是面带笑容地说故障正在排除，让我们不必过分紧张。乍听这个消息时我还真没那么紧张，有故障排除不就完了吗，可是猛一想，不对呀！这可是在天上，哪儿就那么容易把故障排除了呢！但真正让我们紧张甚至绝望的是七八分钟后，空姐转而复来手里拿着纸和笔十分严肃地对我俩说：“很抱歉，飞机故障还在排除之中，为保险起见，您二位有什么要跟家人或亲属朋友说的，就先写在这纸上吧。”我的天啊，脑袋好像挨了一闷棍，嗡嗡作响，这不是分明让我们写遗嘱嘛！我紧张甚至绝望起来，而身边的业务员小姑娘睁着充满恐怖的大眼睛看着我，我一把推开空姐伸过来的手，几乎是歇斯底里地说：“写啥呀，大不了就是一死呗。”我“死”字刚一出口，小姑娘“啊”得一声昏了过去。我赶忙掐住她的人中，空姐跑回去拿来急救箱，取出一小瓶不知名的药来迅速喷进小姑娘的鼻腔，稍倾小姑娘苏醒过来，用颤抖的声音说：“李经理，我们怎么办啊？我还不到18岁呀。”我竭力镇静着自己并安慰她说：“飞机故障可不管你是18还是80，灾祸要来谁都挡不住，不过咱相信他们会想办法的，就是排除不了，你也得相信跟着李经理一定是命大的。”这时另一个空姐过来要我们把安全带系紧，说是飞机准备迫降，同时她们两个与我们并排坐在飞机的另一侧，并示范要求我们屏住呼吸双手抱头死死抵住前排座椅的靠背。
飞机开始下降，渐渐地我明显地感觉飞机好像是在俯冲，我的心蹦到了嗓子眼儿，心里紧张到极度，那种神经上难以承受的刺激，就像一个囚犯走上断头台：明知自己的生命即将消亡却还依然清醒地活着。嗨——一切就听天由命吧！
飞机没有降落，而是剧烈地晃动了几下之后重新起高，我侧目朝窗外看去，飞机低低地迅速掠过机场的跑道向上飞行。怎么？莫非飞行员害怕了不敢降落？还是……？我不得其解。三五分钟后，飞机在空中转了半圈对准跑道又开始向下俯冲，我的心也再一次提到了嗓子眼，紧闭着双眼我想：迫降后最好别滑出跑道，如果滑出跑道最好别起火，如果起火了最好别爆炸，如果爆炸了最好别在我们这个位置，如果在我们这个位置爆炸……那就阿弥陀佛吧！
就在飞机似乎要着地的同时，机头突然向上一抬，像上次一样整个机身又剧烈地晃动起来，但与上次不同的是紧接着在听到机身下面发出“咯噔”的一声响，也就在这响声刚过，两个空姐突然兴奋地大叫起来：“放下了，放下了，起落架放下啦”。原来两次俯冲、拔高是飞行员的有意为之，起落架就是在第二次时愣是让他给甩出来了，简直是不可思议，太神奇了！
飞机缓缓地停了下来，解开安全带，两个空姐紧紧抱在一起，激动的热泪横流，是啊，从死亡线上走下来怎能不激动呢？而身边的业务员小姑娘也紧紧搂着我的胳膊满脸余悸地说：“真让你说对了，跟你在一起就是命大！”。
呵呵，哪儿是我命大呀，是人家飞行员的功夫深啊！
第八次
89年底我去了海南，在海口注册了一家公司。因我去的时机不是很好，海南经济正处在低落时期，所以我选择了二手车这个生意。因为做二手车很简单，把旧车买过来，请人或自己翻新，然后再卖掉，在岛内起码有10％好赚，如果卖到大陆至少有30—40％的利润，一不留神还可能翻番。退一步说，即使不赚钱也赔不到哪儿去，风险不大。
跟我合伙做这个生意的是两个海南人，一个叫阿L一个叫阿S，都是三十出头。阿L是我海口的一位山西朋友介绍过来的，其言谈不虚、面善仗义；阿S则是阿L引荐的，话语不多，帅气精明，长相有点像周润发。他俩是做翻新车的高手，阿L擅长汽车电路，技艺精湛，这么说吧，那些走私的切割车的电路，他可以丝毫不差地一根根复原。而阿S则修车、钣金、喷漆样样在行，尤以钣金最拿手，不夸张地说，轿车再复杂的曲线、线条在他的锤子下都可以敲出来，而且丝毫不走样。所以在认识他们不久便开始合作，因为是朋友的朋友，故双方没有什么协议，只凭君子一言：由我出资购车，他俩全权负责翻新（费用框死1万），利润六四开（我六他们四）。没多久就在白沙县*府以13.8万买回一辆84款皇冠轿车，一个星期的时间车辆便翻新完毕，当时就有人出17万求购。我做生意的宗旨是见利就收，但阿S说17万低了，如果将车开到大陆起码可以卖到20万以上，他说他的朋友在山西已经出手好几辆车了，赚了不少。既然如此，当赚就赚，没人跟钱有仇，于是我们也决定把车开到山西。
出发的头一天阿S来找我说现在大陆也挺乱的，为了一路的安全是不是再叫上一个人，并推荐了他的一个邻居朋友。我想也是，这一趟要横跨好几个省份，未知情况实在难料，万一路上被人抢了、劫了、盗了岂不损失惨重，好歹这辆车也值十几万吧！于是我跟阿S说：“没问题，三个人也是开，四个人也是开，没啥区别，多一个人总比少一个人强。”可是第二天当我见到这个人时，心里不免有点忐忑。这个人叫阿B，个头不高但敦实健硕，方头大脸留着板寸，一对鹰眼含隐凶光，左臂纹一“彪”字。凭我的直觉，如果他不是纯粹的黑社会，起码也跟黑道沾边。但转念一想既然是朋友的朋友，自当信勿疑。于是我们一行四人开着皇冠车从秀英码头乘轮渡离开海口开始北上。
原来我们的计划是：从广东海安登陆后沿国道经遂溪、化州、信宜入广西，然后经梧州进湖南双牌县再经永州到衡阳后沿国道一直北上到石家庄再进山西。但在武汉时阿B突然提出，说武汉出去这段路有三个检查站，专门查扣广东和海南过来的小车，罚钱还是小事，弄不好就扣车，他说他的一个朋友的车就曾经被扣长达半个月之久，前前后后花了两万才把车赎出来。所以他建议改走省道绕过这段路。
阿B说的没错，那时全国主要公路上各种检查站特多，尤其是湖南湖北两省，各种名目的罚款五花八门，我们这一路已经被湖南衡阳和湖北咸宁两个检查站无端罚去近元。于是我们由武汉的*陂上省道。本来从武汉出来时就计算好了，罗山县离武汉大约多公里，天黑前俩小时完全可以赶到。但是没想到省道会这么差，弯弯曲曲的山路不说，坑坑洼洼的路面老磕汽车的底盘，根本跑不起来。等天完全黑下来时，我们只跑了40公里山路。加之天空雷声滚滚，山雨欲来，在经过一个不知名的小镇时我说今天就住这儿吧，不能再赶路了。阿B说住在这么一个偏僻的地方恐怕不安全，还是赶到罗山县为好。我说还是住下吧，这里再不安全也比半夜在山里遇上暴雨强，因为你不知道到时会发生什么？阿B还是坚持赶往罗山县，我看着旁边一直不语的阿L和阿S，征求他的意见，阿S游离着目光没说话，阿L说：“为了安全还是听李经理的住下吧。”
在一个极其简陋的客栈开了两间房，阿S和阿B住一间，我和阿L住一间。收拾停当后阿L说：“李经理，你先休息吧，我过去看看。”阿L走了，我独自躺在床上，一天的颠簸劳累袭来迷迷糊糊地昏睡过去。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半梦半醒中似乎听见隔壁传来吵吵声，声音很大，我揉揉眼睛竖起耳朵，他们三个好像在争吵，可惜我一句也没听懂。我起身来到隔壁，阿L正脸红脖子粗地用海南话冲着他们俩在嚷着什么，见我进来他下意识地收住话头点燃一支烟。我说：“干嘛呀？深更半夜的，都是哥们弟兄的，有话好商量嘛。”阿L吐了一口烟说：“李经理，我们海南人说话嗓门大，没什么事。”说完又朝他们俩嘀哩咕噜说了一通鸟语便和我回到房间，他脸也没洗脚也没洗便倒在床上，只说了一句“李经理放心睡吧，我们争吵跟你没关系”之后再不做声。
漆黑的夜空落下豆大的雨点，打在破旧的窗棂上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我躺在床上望着布满蜘蛛网的房顶，心想：这一路上他们三个虽然也时常用海南话聊天而置我于罔闻，但从他们的表情语气中我并未察觉有什么不和的迹象，那么今晚的争吵又源起何故呢？尽管我听不懂海南话，但我还是隐隐觉得他们的争吵似乎与我有关。
第二天早晨雨停了，天欲放晴，我们继续赶路。车没开出多远，阿S要求开车，我说我在湖南十几年了，经常跑山路还是我开吧。阿L也说还是让李经理开吧，跑山路他比我们有经验。阿S没再说什么。
山里人少车更少，三五公里也碰不见一辆车，而山里的天气更是变幻莫测，当我们驶出大约20多公里正是贴着陡峭山崖最险峻的路段时，天空突然下起了暴雨，我十分谨慎地驾着车盘旋在山路上。就在转过一个急弯下坡时，我突然发现前方崖壁有细小的碎石滚落，赶紧一个急刹车。车刚停就见一块篮球大的石头夹带着碎石滚落下来，重重地砸在车前方五六米的地方，惊出大家一身冷汗。阿L看了看阿S和阿B说：“多亏了李经理，要不然今天我们几个就真的很难说了。”
简短截说，我们迅速搬开石头赶紧上车离开这危险的地方。等到了罗山便向西从信阳重上国道，经许昌、郑州过安阳进河北，再经邯郸到石家庄再走国道，日夜兼程到达山西，在朋友的帮助下以21万将车脱手。
回到海口按君子协定分钱给了阿L阿S，另外给了阿B0块。当阿B接过钱之后，突然跪下给我重重磕了一个响头，我云里雾里不知他举为哪般？阿B说：“老李，小弟曾有不轨，你大人不记小人过，小弟给你赔罪了。”接着他道出了一个惊天的秘密。
原来阿B是黑道上的人，虽为人仗义却也心狠手黑。他和阿S是发小，俩人交情笃深。但是和阿L不是很熟，当阿B得知这辆车完全由我出资购买后便萌生了歹意，他偷偷跟阿S说：“既然这单生意你们俩没出一分钱，何必不找个机会把老李干掉，反正大陆人的钱也不是正道来的，干嘛让他们拿着脏钱去赚钱，我们自己不会赚吗？”阿S说：“不行，这样没法跟阿L交待。”阿B说：“不用去管阿L，这事我来办，到时候生米做成熟饭，不信阿L会拿我们怎么样。”
阿S默认了。于是便有了车到武汉之后，阿S借口国道检查站经常扣车（其实一般都是罚钱，除非车辆手续不全）而改走省道。虽然他们也没走过这条路，但从地图上他们清楚的很，这是一条盘山路，别说是夜晚即便是白天在山里想杀个人也极易得手。
由于路面太差，加之天黑山雨欲来，我坚持就地休息第二天再走，所以第一天他们没有得逞。
对于改走省道阿L有些疑惑，所以当天晚上他去阿B房间质疑此事，不料阿S沉不住气将他俩准备杀人越货的计划合盘托出，阿L一听便和他们俩吵了起来，指责他俩见财起意，不懂江湖路数，妄称仗义疏财，哪儿像江湖中人，简直是给道儿上的人抹黑……等等。不过毕竟他们都是海南人，最后阿L说这事不会告诉老李以给他们俩留足面子。第二天直到我们躲过山体落石，避免了一次极有可能的事故之后，阿S阿B才彻底打消了这个罪恶的念头。
听着他们的讲述，我是阵阵冒冷汗，当初要不是阿L的仗义，哪怕他稍有迟疑，恐怕我也早就喂了山里的野兽了。
第九次
0年我回到北京，不久便找了一份出租司机的差事，我接手的第一辆出租车是紫红色普桑车，车内安装了防护网。起初我想把网子拆了，觉得人坐在里面怎么都像是坐在狗笼里，忒别扭，至于它能起多大的防护作用还真不好说。但是有经验的老的哥还是劝我别拆，北京虽是首都，但也绝非平安之地，打劫抢夺、谋财害命的事时有发生，尤其像我这样每天很晚才收车的还是有网子好，就算它是纸糊的，起码也是道屏障。听人劝吃饱饭，所以我没拆，也正是因为没拆，所以又和死神擦肩了一回。
记得是1年冬，一天晚上10点左右我准备收车回家，由北向南在国贸桥下等红灯时，从便道上下来三个小伙子，二话没说拉开车门就钻了进来。我说：“对不起收车了，请你们三位改打别的车吧。”坐在我旁边的那位操着东北口音说：“不远儿，就劲松。”看样子丝毫没有下去的意思，我想反正不就是到劲松嘛，拉就拉吧。
过了双井桥快到劲松桥时，刚才那小子说：“桥下左拐。”
我说：“那可就不是劲松了。”
“我们到平乐园。”后面的一个说话了。
我开始有所警觉，因为打车人常变换目的地的十之八九图谋不轨。不过我还是左转了，因为在没有充分的证据之前我是不能拒载的，再则平乐园在四环以里，路上车也不少，没什么可怕的。可是到了平乐园红绿灯路口时，旁边那小子似乎是自言自语，也似乎是对别人说：“算了，还是回家吧。”转而对我说：“师傅，去双龙小区。”
我把脸朝向他问：“你们到底去哪儿？”
“双龙小区啊。”
“如果你们再变目的地，我就有权力拒载。”我十分严肃地说。“不变了，就双龙。”后面那小子又说话了。
从平乐园路口右拐一直往南，我心想如果这仨小子真是打劫的，我该怎么对付呢？想了半天，除了乖乖把身上的钱全掏给人家，愣是再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到了双龙小区南门我刚要停车，就听旁边那小子说：“再往前开点，我们住桥那边。”
桥那边？除了垡头那有一片居民小区外，其他地方都是荒地啊（那时还没有欢乐谷及那么多小区）。我猛然警醒，今天我遇上的还不是仅仅只想抢俩钱花的小毛贼，看样子是想劫车呀，要不然他们眼下完全可以逼我把钱拿出来的。我说：“对不起，出四环得去派出所登记。”“少废话，往前开。”还是后面的声音。
我的心开始砰砰乱跳，平时没事的时候好像警察哪哪儿都是，现在到了用的时候愣是一个都没有，急人呐！这时听见后面有微微的响动，我刚一侧脸后面传来厉声呵斥：“瞅啥呀？没见过啊？”一把明晃晃的匕首敲打着背后的防护网。我说：“兄弟想要啥直说，在我这儿用不着那玩意儿。”没等那小子回答，我似乎看见前面有微弱的警灯闪烁，好像是由北往南沿四环辅路开过来，我一脚大油门紧跟着一脚急刹车，同时大喊一声：“警察！”拉开车门就朝闪着警灯的方向跑，只跑了十来米，一辆警用摩托车出现了，我冲着警车又是招手又是狂喊，警车终于发现了我朝我开了过来。
来者是个交警，得知情况后和我一同来到车旁，那仨小子早已不知所踪，交警稍微前后看了看说没什么事儿就赶紧回家吧。谢过交警我便开车回家了。第二天出车前打扫车内卫生时，又着着实实吓了我一跳，除了在副座脚下发现一把匕首外，在驾驶座背面有个两寸宽的破口，很明显是用匕首扎的，万幸啊，得亏我驾驶座靠背里面安了一块防刺板，要不然……就真的很难说了。
与死神九次擦肩，要数第五次离得最近，还好，每次仅仅是擦肩而已，还会有第十次吗？我想应该没有了，否则“九死一生”这个成语也该改改了。（-7-22写于北京）
来源：李德良一木了然的博客
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进入李德良博客
长按左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