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丰富的史料、生动的描述、细致的分析，薛龙春告诉我们，“碑痴”*易何以凭着几纸拓片，不断撩拨着乾嘉思想文化界的神经。
——白谦慎（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
薛龙春为我们贯连勾勒出一个充满细节与温度的乾嘉金石学世界，他不仅复原了那些被遮蔽的历史，也复原了那些被漠视的情感。
——*一农（台湾清华大学历史所教授、
中研院院士）
古欢：*易与乾嘉金石时尚
薛龙春著
平装，页，图幅
82.00元年10月
ISBN：1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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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龙春?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年秋学期，为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邀访教授。主要研究16—18世纪中国书法篆刻史、尺牍文献。主要著作有:《雅宜山色：王宠的人生与书法》（）、《古欢：*易与乾嘉金石时尚》（）、《王铎年谱长编》（）、《王铎四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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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的话
年年底，*易报捐成功，将由直隶之任山东，在临别时给丰润县知县潘应椿的信中，他深情地写道：“金石古欢，世有几人，能不神依左右耶？”古欢是指老朋友，但在*易的语境中，也指向与古为徒，在金石拓本的摩挲与研玩中，他们也获得了与往昔交流的乐趣。将*易与乾嘉金石学人以及那个伟大的时代紧紧联系在一起。令人遗憾的是，过去在讨论乾嘉金石学与考证学时，人们对于*治-社会因素倾注了大量的精力，而对于其间的乐趣，却关心甚少。
听一听*易于嵩山发现一“马”字的惊喜，再听一听翁方纲获知《郭有道碑》已无一字的叹息，也许我们才能回到那个特殊的情境之中，对他们予以同情的理解。
——薛龙春
内容简介
人称“司马小松”的*易（—），不仅是书法、篆刻和绘画上成就卓越的艺术家，同时也是清代最重要的金石学家之一。*易的访碑、拓碑活动，在嘉祥重新发现并就地复建武梁祠；其首屈一指的拓本征集并通过刊布、题跋等等，三十年间，积五千件拓本的收藏，使得他成为乾嘉金石学中最为活跃的关键人物，为后人留下了《小蓬莱阁金石文字》与《小蓬莱阁金石目》等著作。
本书从*易发现武梁祠入手，展开对乾嘉金石活动的生动记述。在“金石亦时尚”的潮流中，翁方纲、王昶、钱大昕、孙星衍、洪亮吉、瞿中溶、阮元等众多学术精英，散布各处的地方官员与雅嗜金石的布衣学者，各以友朋的身份纷纷登场。
作者以清代金石学家*易为中心，围绕金石收藏的信息渠道、征集网络、回报方式、藏品的经典化策略，以及金石学共同体的形成等等，重构了乾嘉金石学的社会生态样貌。
封扉书名题字为*易手迹；封底印章为邓石如铁笔。
目录
自序
图版引言第一章金石拓本第二章信息渠道第三章征集网络第四章回报方式第五章经典化第六章共同体结语附论：十八世纪后期文化商品的价格——以*易的朋友圈为中心参考文献图版目录插图目录
致谢
收藏的门槛
《古欢》第六章“共同体”节选
文丨薛龙春
历来的文人收藏，以书画、法帖、图书为主要对象。明代中叶以来，在富庶的江南城市中，艺术品消费渐渐展现出活力，收藏书画的风气非常浓厚。*易所在的浙江，嘉靖年间出过宁波范氏与丰氏等重要藏家，他们不仅藏书，也收藏书画、碑帖与印章。万历年间，嘉兴一地又有项元汴（—）、李日华（—）、汪珂玉（—？）等一批大鉴藏家先后崛起。
将碑刻拓片当作艺术品来收藏，很可能是明代中叶以后的事。《华山庙碑》因唐人徐浩（—）《古迹记》定为蔡邕所书，素为士林所重，但后来人们在碑上发现了“郭香察书”的署名，说明此碑并非出自蔡邕手笔。即使如此，比之绝大多数无名氏碑刻，《西岳华山庙碑》因有书丹者姓名，仍有一定的优越性。此碑在明嘉靖年间的一场地震中震毁，它的墨拓仅有三种存世，其中一张是整拓，曾为宁波万卷楼主人丰熙（—）收藏（称四明本）；另外两份为剪裱本，一为明代华阴东云驹、东云雏兄弟旧藏（称华阴本），后来赠送给郭宗昌；另一份曾是明末清初长垣人王鹏冲的旧藏（称长垣本）。入清以后，四明本经全祖望（—）、钱东壁、阮元等递藏，华阴本经王弘撰（—）、朱筠等递藏，长垣本则经宋荦、陈崇本、成亲王（—）等递藏。《华山庙碑》三种拓本为著名学者有序递藏，其意义非同一般。
汉《西岳华山庙碑》华阴本故宫博物院藏
书画收藏在明清动乱中出现了一次意外的大规模流动，趁着南方旧家的衰败以及北京内府收藏在年春天的流散，袁枢（？—）、王镛（？—以后）、孙承泽、王鹏冲、梁清标、耿昭忠（—）、耿嘉祚、王永宁（？—）、张若麒（？—以后）、张应甲等北方收藏家先后崛起。至乾隆一朝，由于人主对于书画的强烈爱好，许多重要的书画收藏源源不断由民间汇入内府，清廷还组织力量完成了《石渠宝笈》与《秘殿珠林》两部大型图书的编撰，对内府收藏进行了一次规模性的清点与著录。
尽管有人仍专力于书画收藏，但要获得令人惊艳的宋元名品，已是困难重重。安岐（—）那样的大收藏家，留给后来者的，是难以企及的高大背影。书画的价格也颇为惊人，乾隆内府购入安岐旧藏*公望（—）《富春山居图》时，花费了两银子。对于一般人而言，如果没有强有力的经济后盾，收藏活动难以持久。而刻帖的价格也相当昂贵，在康熙年间，孙承泽卖给王鸿绪（—）一部《太清楼帖》，以两银子成交；乾隆时期，有人售卖孙承泽旧藏《澄清堂残帖》，索价达到两。毕沅收购宋拓《圣教序》与旧拓翻刻《周季侯碑》，则花费京平银两。像*易这样少年清贫、以刑名之学游食莲幕的普通文人，这样的投入难以想象。
就我们所知，*易年少时也曾将名人书札与《兰亭》刻帖作为收藏目标，但自年代开始，他的收藏重心渐渐转向了金石拓片。古书画实在难得，即使有幸相遇，价格也昂贵异常。*易晚年以金石收藏大致完备，重新投入书画收藏，所收也只是名人书画扇面，许多还是当朝书画家的作品。这一方面或与扇面便于装册庋藏有关，另一方面*易一定也考虑到价格和他的承受能力。嘉庆初年，*易的经济状况异常糟糕，因为没有买山之资，即便屡屡患病请假，他也不敢轻易放弃如同鸡肋的五品官位。
汉《熹平石经残石》*易旧藏本故宫博物院藏
汉《范式碑》*易旧藏本故宫博物院藏
与书画相比，人们收藏金石拓片的机会要大得多（除了像《华山庙碑》这样的名碑），且价格相当低廉。年秋日，*易在京从董元镜处得到三段《石经残字》的宋拓本，只帮董氏出了一份嫁妆的费用。倘若换作宋人书画，或是宋拓《阁帖》与《集王圣教序》，价格将是这笔费用的数百倍。拓片也是古代的文字与图画，但价格比之书画、刻帖，实在是低到了尘埃里，因而大多数人都能够买得起，也就都有机会收藏。而且*易游宦的直隶、山东等地，古代金石非常多见，那些扑倒于乡野莾榛间的古碑，制作拓本甚至只需要花费纸墨与人工成本。
前文我们谈到过，除了对于文字书法的欣赏，金石的文献与文学价值也令人期待，甚至拓片的物质属性—字口、凹凸、斑驳、拓墨层次乃至气味—也有嗜好者，他们能够从中体会到打上历史印记的“古意”。因此，搜集与收藏拓片的，除了喜爱书法与刻印的艺术家，从事经史研究的学者，热衷前人佚文的作家，也有古物收藏者、将拓片当土特产的地方官员以及希望从中获利的古董商。
在众多收藏家中，*易的藏品最为全面，无论金石，无论品类，无论时代，他都有系统的搜集，我们常常以为石刻拓片是他最主要的收藏，但他的友人王宗敬遍观他的收藏，却认为他“搜辑古镜、古钱最多”。也有一些藏家，专收某一时代的古物拓片（如只收汉代）或专收某一品种及其拓片（如只收印章、钱币），他们根据朋友圈流通的目录，不断补充自己的藏品，这很像20世纪八九十年代流行一时的集邮，收藏者从不同的渠道征集、交换，凑成一套套完整的邮票。由于各种层次的人群中都有喜欢、收藏金石拓片的，拓片慢慢变得紧俏。说乾嘉金石学刺激了拓片的制作与消费，或者说拓片的制作与消费刺激了金石学的研究，可能都有一定的道理。
虽说金石学在明末清初已有振兴之势，但访求碑刻与搜集拓片的风气，还只局限于极少数的学者与书法家。到了乾嘉时期，金石收藏的规模扩大了许多，但全国性的流通市场还远未形成，“帖估”“帖贾”或是“帖友”还只是偶然出现在收藏者的生活中。不像晚清时期，拓片的征集虽然也依赖朋友圈，但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市场性，王懿荣、叶昌炽等人需要不时与碑帖贩子打交道并时刻提防赝品。在王懿荣与友人的通信中，常常涉及作伪与欺饰，多是帖估所为，所谓“潍物每一真者出，必有无数伪者随之”，“山东新造之古陶、古埙不少，无从辨也。侄皆洞识原委，特不能直言之，渠都不背我，是以不能直言。”以至于王懿荣自辑赝刻一本，留待后来者验证。有些伪造的铭文几乎不成文理，但潘祖荫、吴大
澂还是常常上当。
既然乾嘉时期的收藏家还无法仰赖市场的供给，要获得心仪的拓片，一个金石收藏的共同体的存在，就显得格外必要。
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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