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雅·小明》：“我之怀矣，自诒伊戚。”
按，《左传·宣公二年》：
乙丑，赵穿攻灵公于桃园。宣子未出山而复。大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宣子曰：“乌呼，‘我之怀矣，自诒伊戚’，其我之谓矣！”孔子曰：“董孤，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竟乃免。”
鲁宣公二年，因为“晋灵公不君”，所以士会进谏。灵公答应要改过自新，但行动上“犹不改”；因此，“宣子骤谏，公患之”；灵公不仅厌恶赵盾（即赵宣子），还“使锄麑贼之”。但鉬麑有感于赵盾忠于职事，宁可自己触槐而死也没有刺杀赵盾。到了这年九月，“晋侯饮赵盾酒，伏甲将攻之”，但事情被赵盾的车右提弥明发现了，就上前对赵盾说：“臣下侍奉君宴，酒过三爵就不合于礼了。”随即要扶赵盾退出。因为甲士还没来，晋灵公于是“嗾夫獒焉”，放出一群狗咬赵盾。提弥明拼死博斗救出赵盾，提弥明战死，赵盾被迫出逃，但没有离开晋国。俱见《左传·宣公二年》。
九月二十六日，赵盾的堂弟赵穿在桃园杀死了晋灵公，又接回赵盾再度做卿执*。赵盾又派遣赵穿到成周迎接晋灵公的叔叔公子黑臀而立他为国君，是为晋成公。
晋国的太史记载了这件事，说：“赵盾弑其君”，并在朝廷上公布。赵盾说：“不是这样的。”太史回答说：“您是正卿，逃亡而没有走出国境，回来不惩罚凶手，弑君的人不是您还是谁？”赵盾说：“哎！《诗经》里说的‘我之怀矣，自诒伊戚’，恐怕说的就是我了。”孔子说：“董狐，是古代的好史官，据事直书而不加隐讳。赵盾，是古代的好大夫，因为礼法而蒙受恶名。太可惜了，要是走出了国境，就可以避免背上弑君的罪名了。”
以晋太史董孤和孔子所说，赵盾若逃避出晋国（逃出晋国就没有了君臣的名义，也就没有了臣下要为君复仇的责任）或回来后就惩办弑君的直接责任人赵穿（这是忠于职守、尽臣下义务），就可以避免背上“弑君”的恶名。
那么，背上“弑君”的恶名，对赵盾有什么影响？
按《史记·赵世家》记载，二十五年后，屠岸贾以“赵盾弑君”为名诛杀了赵盾一族，可以算是“弑君”恶名带来的严重后果。
元杂剧四大悲剧之一的《赵氏孤儿》（纪君祥作）即以此为本（图为电影《赵氏孤儿》剧照）
但《史记》亦载，“韩厥曰：‘灵公遇贼，赵盾在外，吾先君（指晋成公）以为无罪，故不诛。今诸君将诛其后，是非先君之意而今妄诛。妄诛谓之乱。臣有大事而君（指晋景公）不闻，是无君也。’屠岸贾不听。韩厥告赵朔趣亡。朔不肯，曰：‘子必不绝赵祀，朔死不恨。’韩厥许诺，称疾不出。贾不请而擅与诸将攻赵氏于下宫，杀赵朔（赵盾子）、赵同、赵括、赵婴齐（此三人皆赵盾异母弟），皆灭其族。”显然韩厥并不认同“赵盾弑君”这件事。而且，以“臣有大事而君不闻”和“贾不请而擅与诸将攻赵氏于下宫”，说明屠岸贾的行动并没有得到晋景公的公开支持。这也就表明，屠岸贾攻击赵氏实质是争权而不是出于诛除“弑君”首恶的公义。这就是典型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又，对于赵氏下宫之难的起因，《左传》记载与《史记》不同。《成公八年》载，“晋赵庄姬（赵朔妻，赵朔谥“庄”，故称“赵庄姬”）为赵婴齐之亡故，谮之于晋侯，曰：‘原、屏将为乱。’栾、郤为征。六月，晋讨赵同、赵括。”这就是说，赵氏之所以有下宫之难，与“赵盾弑君”的恶名没有关系。至于赵庄姬为什么“谮之于晋侯”，这又是一个扑朔迷离的历史公案，不在余文范围之内，不论。
以《左传》转述的孔子的话“惜也，越境乃免”中可知，孔子并不认为在此次“弑君”事件中赵盾有“恶”，因此才说“惜也”。
从董狐所说的“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可知，董狐认为，赵盾作为一名尚未去职的正聊，作为百官之首，应当为其下属赵穿弑君负责。在这个意义上，赵盾是无可辩解的。所以只能认可董狐的记述，叹惜一声“乌呼，‘我之怀矣，自诒伊戚’，其我之谓矣！”了事。也就是说，赵盾其时也并不太在意，只是认为不过是背了个弑君的恶名而已。
赵盾当然也不会想到会因为负有领导之责而在二十五年后有人以“赵盾弑君”而攻灭其族。
因此，《毛诗传》将“戚”解释为“忧愁；悲伤”是恰当的，“戚，忧也”。而赵盾之“怀”非“怀念”亦可知，其“怀”当如《诗经·邶风·终风》“寤言不寐，愿言则怀”之“怀”，《毛传》：“怀，伤也”。
又，《僖公二十四年》载郑文公诱杀公子臧事（可参《以史观诗》之三九：“彼其之子，不称其服”：人的行为与身份不相称，使人厌恶节），郑公子臧做出不符自己身份的事而使郑文公起杀心，《左传》舍“我之怀矣”只称“《诗》曰，‘自诒伊戚’，其子臧之谓矣”，意在强调子藏之被杀是自招其祸也。
故“我之怀矣，自诒伊戚”即谓“我心里充满了忧伤悲哀，却是自讨苦吃自作自受”之意，心有忧戚却无可奈何而自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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