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思斋收藏的民国故纸系列之（47）——年刘海波少将签发的中央训练团证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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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重新捯饬了一件数月前黄埔专场流拍的老拍品。因网古怪的设定，上传拍品介绍字数限制为字之内，当时自然是无法尽述其详的，如今回过头再来仔细审视它，发现细节上还有些颇值一谈之处。
我收藏的民国35年中央训练团证明书这张中央训练团直属第三军官大队证明书的原主叫马骉（读biāo），在两个字的名字里，这算是把“马”用到极限了。据大队长刘海波少将证明，马骉是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长沙分校第三期学生。黄埔历史上曾有两个长沙分校，一是北伐时期创办的，一是抗战初期创办的，但两者并非延续关系。长沙分校的存世文物市面上极罕见，我几无任何收藏，故此前也不曾仔细研究过。然今查考黄埔校史，其中对长沙分校的记载可谓紊乱（或曰两者根本未做区分），除有明显的混淆谬误之外，一些关键信息亦语焉不详，以讹传讹日久，让人颇有一头雾水之感。经补充查阅多篇亲历者回忆文章后，此际我将两个时期的长沙分校略述之如下，以正视听。
北伐时期的“长沙分校”：年11月，国民革命军在北伐战争中高歌猛进，黄埔军校在长沙小吴门外校场坪筹设分校，以补充军事干部的不足，翌年3月正式开学。由于当时局势波诡云谲，分校的实际控制人屡经变化，从国共合作的黄埔正宗（分校校长石醉六），到唐生智（武汉方面），最后再到程潜（名义上算宁方的，不过占了湖南后有点心怀鬼胎）。由于程潜强行将所部第六军学生队并入，引发原分校学生的强烈不满，大部离开长沙投奔黄埔南京本校，番号列为黄埔六期第三大队（前），于年7月毕业。而少数留在长沙的与程潜的那拨人于同年7月（一说5月）毕业，此时程潜业已倒台，该分校随即撤销。
不过这所分校的正式名称是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三分校（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即黄埔当时的校名），在书面上并不叫“长沙分校”，如果这么说那只是个俗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三分校创办于革命热潮最为高涨之际，全国各地来投考的热血青年逾万，最终录取余人，编为六个大队（学生），学制一年；另招训唐生智所部下级行伍军官余人，编为二个大队（学员）。经多方查考史料，我可以确定这一时期的“长沙分校”就办了一期。
抗战时期的长沙分校：年11月，原黄埔军校教育长张治中调任湖南省主席，因抗战军兴，复于长沙南门外妙高峰设立黄埔分校，全称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长沙分校，年3月开始招训学员。其一、二期招训的对象主要是湖南省所属保安部队的现职连排长（注意这些是学员而非学生，学员与学生的区别我已多次在以前的文中提及，如今见到乱用的文章就菊紧），每期受训三个月。年10月武汉沦陷后，长沙分校迁湘西泸溪县，招训第三期学员，专门集训湘西王陈渠珍所部下级军官，至年4月底第三期学员毕业后，长沙分校即撤销建制，与湖南省行政干部学校合并改组为湖南省干部训练团。
至此情况已很明了，北伐时期的“长沙分校”只办了一期，抗战时期的长沙分校则办了三期。下面两张图分别是校史和分校概览中挂羊头卖狗肉的情况：图1校史中的表显然说的是抗战时期的长沙分校，但文字介绍却为北伐时期，原主还自作聪明把书中民国二十七年的“二”抹去一笔，实为败笔。图2分校概览一书中抗战时期学员介绍的第二段，说的又是北伐时期的情况了。这就是我前段所说的以讹传讹。
黄埔校史中的两处错误马骉当时所在的，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后者。那马骉就是陈渠珍部下军官了？倒也未必。我特别留意到证明书中的“学生”二字，长沙分校主要招训地方部队行伍军官、军士，毕业者应作“学员”，同学录的名称就叫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长沙分校第三期学员同学录。但也有一个特例，当时确实还招了少量青年学生（约80余人），列入第三大队（军士大队）。由于学生此前毫无根基，故训练周期要长，他们在军士毕业离校后再升入了军官第二大队，并随校西迁，最终在泸溪毕业。其毕业时间或与三期相近，最后算在三期里也有可能，也许马骉就是这其中之一。只可惜长沙分校第三期同学录当年我没能买到（该册年出现在网上，我询问学员无照片就没买，现在看来纯属智商捉急），现在无法查证确凿了。
长沙分校的事大概说完了，接着再来看看其他吧。这个马骉，在国军中最高的职务应该是运输第三十六团（这个团也查不到什么资料，或许曾配属于第六战区）第一营少校副营长，抗战胜利前夕就被编余了。据文中所述，这事发生在年4月1日，谓之第一期整编。这有些颠覆我之前的认知，此前我一直以为军官编余与部队整编发生在抗战胜利后，会是年份的笔误吗？为此我专门找了些资料，发现似乎还真有类似的事（如第八十六军），不过此事以后还需再查证。
中央训练团直属第三军官大队原设在河南新乡，后调往北平并编为第十八军官总队。抗战胜利后中训团的这些军官总队，便是为收容管理编余军官而设立，涉及的人员数十万计。某种意义上说，军官总队就像是个“中转站”，当某些人转业或留用安置妥当后，就可以走人了。想法本是好的，但这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解决的事，以至于自总队长往下，整日闲极无聊，有些人就成了老炮儿，大头兵和警察哪敢惹？到后来，“军官总”竟被当成了社会上的“五毒”之一。
马骉为何要请大队长刘海波给他写证明呢？因为他所有的学历经历证件都在一次战斗中遗失了（可是长沙分校的啊！毕业证我从未见过，心疼一分钟）。这次战斗说来还是发生在我省沧县东郊一个叫“达子店”的小村，时间是年7月2日，我原以为是青沧战役（其中确有在达子店的作战），再仔细一看发现时间差了一年。这次战斗在战史中名不见经传，查阅各级志书均未见记载，我估摸着是国军地方部队（驻守沧州一带的多是由伪军改编）与八路军冀中军区部队发生的小规模交火。而这会马骉应该是离开了“军官总”出来再就业了，至于他为何会到了这，所任又是何职？考证许久至今，这些问题仍然还是个谜。或许这也正是探索历史的魅力所在——总有新的发现，当然，也总有等待发现的东西。
总之，马骉所有的证件都“掉”了（拽句长沙话），只好灰溜溜回到北平，找老长官来给他开证明。其实这会儿连刘大队长也都退为备役了，好在手头还有关防和纸。刘海波少将也是个“妙人”，他是河北丰润人，毕业于保定军校第八期、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五期。保定军校毕业后，刘海波被分配到东北军从事教学工作，由于才学出众，短短六年即从少尉见习升至上校队长，年东北沦陷后至平津赋闲。年张学良回国后，刘海波被重新起用，历任黄埔军校洛阳分校军士教导总队少将总队长、副主任（后洛阳分校改称一分校，刘仍任副职）、第六战区干练团教育长等职。
刘海波少将戎装照纵观其履历，除在东北军时期曾短暂当了几个月营长之外，刘海波再未当过带兵官，基本都在教学岗位上发挥热量。但有道是行行出状元，据其老下属的回忆，刘海波平素手不释卷、学识渊博、做事勤勉、对名利与派系观念均很淡薄，在军事教育界口碑极佳。我正好收藏有《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五期同学录》，从中找到了他的照片，也算难得。年，刘海波在浙江参加起义，又在解放军重拾教鞭，后转业任浙江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年卒于杭州。
我忽然觉得，以刘海波的做事态度来说，这张证明书搞不好还是他本人亲笔写的（此类东西，多是司书写就，然后盖长官的章了事）。若真是如此，这件藏品的门类，倒是可以从票证转到我最讨厌的名人墨迹了。
前文链接：珍贵的抗战时期广西凤山县两任县长“交班”老照片
静思斋于岳
年9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