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盖伊在《施尼茨勒的世纪》中说：“忍受概括归纳也许很困难，但没有概括和归纳则无法想象。”当王佩璋先生煌煌百万言学术文字将被概括成和她的生命一样简短时，我要感谢红学同好们的包涵和忍耐。
儒家信奉“仁者爱人”，基督教思想强调爱他人，对他人行善事。但很多人有疑问，这些要爱的“人”到底应该是谁？哲学家们太抽象，文学家们要么激昂要么悲观。萨特说，要自己去选择。
历史呈现作人们可见的样子，则总是无数个选择之后的结果。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固学者之选，其中，“雄心摧于弱情，壮图终于哀志，长算屈于短日，远迹顿于促路”者，代有人在。然大浪淘沙，当世仍为学者们所记得、钦佩与纪念者，曰“心之所善，九死其尤未悔”。
这就是“新中国培养出的第一代青年红学家”[1]，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王佩璋先生。在她逝世五十年后的今天，红学界为了她勤奋严谨、坚持理想、不妥协不屈服的科研精神而不断有著述和文章凭吊与缅怀，其中最为详尽的要数张胜利先生的《魂系红楼——女性研红的先行者王佩璋》[2]一书。因此，我这里就不再对王佩璋先生的生平有所赘议。只想就其红学研究方面的问题略谈一二。
笔者有幸，忝为文学所一员。和王佩璋先生一样，也是女性。她是红学研究先驱，如今我也在做《红楼梦》研究工作。诸多相通之处，使我对她的研究倍感亲切和兴趣。
既为后代学人，虽不能略尽“咏世德之骏烈，诵先人之清芬”之责，然为人为学，当奉先辈之楷模。因而，其中赞同、否定、继承、发展，皆是纪念，内思、弘虑、永怀、琢磨，同为文章。
王佩璋先生在红学研究上的很多看法和结论直到今天都是不可动摇的定论，她对当代红学贡献卓著。我们如今写文章纪念她和她的学术，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都是在她原有的基础上的研究，都是沿着她的路前行，都是一种深切地缅怀与纪念。
文学所的红学“学派”与王佩璋先生的贡献
刘世德先生在《初到文学所》中回忆：
、之际，在文学所古代室成立了“红楼梦研究小组”，小组成员有何其芳、胡念贻、曹道衡、邓绍基和我。有时开会也请王佩璋参加。
研究小组约定毎人写一篇论文。何其芳写了《论红楼梦》，我们帮助搜集了一些有关的资料，文章完成后，研究小组的同志们逐字逐句地进行了讨论。论文发表后，何其芳做东，请我们在五道口的同和居聚餐。
我和邓绍基合写了《评红楼梦是市民文学说》，发表于《北京大学学报》。胡念贻、曹道衡也各写了一篇文章发表了。这四篇论文，内容重点不同，有所分工，可以看做是一个系列。
从此时开始，我们无形中形成了一个学派。在这个学派中，在曹雪芹家世、生平、交游以及红楼梦主题、人物形象、思想、艺术、版本等等方面，基本上有着共识。学派中人还包括本所的范宁、王佩璋等（但不包括吴世昌、蒋荷生）。何其芳说过，我们不搞宗派，但我们要形成一个学派。
这是文学所红学研究的起点，也是文学所红学学派的开启。王佩璋即在这些开创者的行列，她的学术发现总是令人瞩目，很多结论不仅足以给当时的讨论划上句号，也为后世的研究开辟了正确的道路。
文学所红学学派有一个特点，即在几个重要红学问题上，有着共同的看法。如，支持“壬午说”、反对“丰润说”、反对“贾宝玉是‘新人的萌芽’说”等。
在那一时期里，王佩璋先生在文学所红学学派中显得出类拔萃，不断有新看法和新思路出现，尤其在一些争议很大的问题上，更是独辟蹊径。她更有一种最优秀学人的精神，即严谨勤奋、认真负责，这也是文学所老一代学人的共通之处。
比如，她给俞平伯先生当助手，为《红楼梦八十回校本》写“校勘记”。学界称此书为“俞校本”，共分四册，其中最后一册是王佩璋先生的《改字记》。很多人可能都很奇怪，六百九十二页文字、一万两千多条校记，明明是“校勘”，怎么却叫“改字”呢？
刘世德先生解释说：“因为王佩璋觉得并不是把每一个字都进行了校勘，只是人为地挑选出其中的一部分文字校勘的，所以不应该称为‘校勘’，只能叫作‘改字’。”
她的这种操守与坚持，令人感喟不已。时至今日，她当年的研究方法和结论都依然是先进、有力、无可辩驳的。举一例说明：对文学所“红学学派”的前辈们有着共同看法的曹雪芹卒年“壬午说”，王佩璋先生的学术贡献是毋庸置疑的。
对于曹雪芹的卒年，红学界主要有两种说法：
一是根据乾隆三十九年甲午（）的脂批“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而主张曹雪芹卒于乾隆二十七年“壬午除夕”（），一是根据敦敏的《小诗代柬寄曹雪芹》和敦城的《挽曹雪芹诗》，而主张曹雪芹卒于乾隆二十八年“癸未除夕”（）。
当时支持“壬午说”者，俞平伯先生、王佩璋先生、周绍良先生、陈毓罴先生、邓允建先生、刘世德先生等；支持“癸未说”者，周汝昌先生、曾次亮先生、吴恩裕先生、吴世昌先生等。
从年发现甲戌本、胡适先生提出“壬午说”和年周汝昌先生在《红楼梦新证》中提出“癸未说”始，执此两种看法者展开激烈论辩。虽然今天学界的意见基本上已经统一于“壬午说”，但持“癸未说”者尚有人在。而从始至终，能直击“癸未说”要害之第一人，非王佩璋先生莫属。
“癸未说”最主要的论据就是《懋斋诗钞》。周汝昌先生认为其中《小诗代柬寄曹雪芹》之前第三首诗题下注“癸未”，而他又强调《懋斋诗钞》中的诗是“按年编的，有条不紊”（《红楼梦新证》），所以，他断定《小诗代柬寄曹雪芹》亦作于癸未年，既然癸未年敦敏还约曹雪芹赏春，那当然卒于壬午年就不可能了，脂批在雪芹卒后十二年，可能误记一年。
在持“壬午说”的学者们还都将论辩集中在脂砚斋不可能记错曹雪芹卒年上时，王佩璋先生已经开始寻找更新更有力地证据。
她首先一针见血地指出“《懋斋诗钞》中这诗下并没有注‘癸未’，……要知道这诗是否作于癸未，就需要查明《懋斋诗钞》是否‘诗是按年编的，有条不紊’”。[3]
于是，她先用文学古籍刊行社的《懋斋诗钞》影印本，把诗钞中可以看出时序的诗排了一个时序表，发现“明标年月的只有影印本第一五页《东郊清明》诗题下注‘已下己卯’与影印本第九0页《古刹小憩》诗题下注‘癸未’”。[4]而且题识中明明说诗钞是“自乾隆二十九年戊寅起至三十一年庚辰止”，但其中却还有吊曹雪芹诗及甲申年诗，题识说诗钞中有诗二百四十首，其实“诗钞中并有题无诗及残缺不全者也只共二三二首”，另外，影印本中还反映出文字不接现象。
然后，她到北京图书馆去看了《懋斋诗钞》的原本。“用原本复核影印本的结果，发现文学古籍刊行社对《懋斋诗钞》的影印工作做得是很有问题的。
原来这《懋斋诗钞》本是一个残本，后来又被后人剪贴挖改过的，所以有以下几种情形在影印本都是看不出来的：粘接……留空和缺叶……贴改……文字残缺……错装……至少在一八0二年……时就已是‘残本’，是‘割裂不完’的了”。
更重要的是，她还指出“敦敏《东皋集》自序之‘庚辰夏’‘两年间’也还未被贴改为‘癸未夏’‘数年间’，《古刹小憩》下注还没有被挖改成‘癸未’（此贴改与挖改之字迹同，应系同时所改），所以题识中还说‘至三十一年庚辰止’。以后不知又被谁粘接挖补了：题识被剪下粘在封面内页，……《古刹小憩》诗题下注被挖改成‘癸未’，《东皋集》下起讫之年也被挖去；所以诗的时序颠倒紊乱如时序表所示，所包括的诗和年月也与原序文不合（与挖改后的序文也不合）。”
最后，她下结论说：“总之，《懋斋诗钞》原是一个残本，后来又被后人剪贴挖改过的，有许多颠倒紊乱之处，因之诗钞‘诗是按年编的，有条不紊’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也不能证明这诗是癸未所作，何况这‘癸未’还至少是一八0二年之后挖改的！所以曹雪芹的卒年还是以卒于壬午之说较为可信。”
这种说法对“癸未说”的冲击是巨大的。此后，持“壬午说”者纷纷引用王佩璋先生的结论。
这里有一个小插曲，据刘世德先生回忆，他有一次在作协会议上发言说，他翻阅大量资料，看到过俞平伯先生曾经在一段时间内赞同过‘癸未说”，后来又返回到“壬午说”的。对于俞先生说法的变更，当时没有其他人留意到。会议由邵荃麟先生主持，他在会后对刘世德先生说：“我真替你捏把汗。”那次会议俞平伯先生也在坐，对此并无异议。
可见，俞先生一直秉持着和他后来说自己“腰斩《红楼梦》”一致的勇气和坚持真理的治学态度。若是没有他的这种精神，以他一直以来在红学研究上的成就和地位，《红楼梦》后四十回的研究，恐怕还要滞后一段时间。
由于王佩璋先生的认真与努力，使得《懋斋诗钞》不能再作为一个强有力证据而为“癸未说”者所用。
“壬午说”的提出者胡适先生，在周汝昌先生的“癸未说”发表后，曾立刻表示同意和支持。但在年也不得不承认：“近年那本《懋斋诗钞》影印出来了，我看那残本里的诗，不像是严格依年月编次的……所以我现在回到甲戌本的记载，主张雪芹死在‘壬午除夕。’”[5]
文学所的红学家们和后来红学界绝大部分学者最后能够坚定不移地统一于“壬午说”，与王佩璋先生的研究结论有很大关系。
有人认为王佩璋没有交代清楚《懋斋诗钞》中“贴补”和“挖改”的区别，笔者认为这并非是王佩璋先生没有注意到，因为她也说过“贴改与挖改之字迹同，应系同时所改”的话，说明她曾经留意到贴改与挖改的具体问题。
也许她当时的主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