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书华曹雪芹籍贯演义 [复制链接]

在胡适作《红楼梦考证》之前，还没有人认真地对《红楼梦》的作者加以考察，人们对《红楼梦》作者的认识还处在初级阶段，论者所谈论的问题还限于作者的名号，生卒年，他的父亲祖父是谁这一类问题，还没有涉及到祖籍的问题。胡适作《红楼梦考证》，核心内容之一是论证《红楼梦》是作者曹雪芹的自叙传，不可避免要涉及曹雪芹的家世，然而，该文的考察也只及于“曹雪芹是汉*正白旗人，曹寅的孙子，曹頫的儿子，生于极富贵之家，身经极繁华绮丽的生活，又带有文学与美术的遗传与环境”，而没有更进一步。文章所采的《八旗氏族通谱》卷七十四中虽然有“曹锡远，正白旗包衣人。世居沈阳地方，来归年月无考”之说，但胡适自己并没有特别拈出籍贯的问题。况且，这条材料一方面说曹锡远“世居沈阳地方”，一方面又说“来归年月无考”，本身也不确定。

最早明晰地论及曹氏籍贯的文章，是李玄伯年在《故宫周刊》上发表的《曹雪芹家世新考》一文。该文根据尤侗《艮斋倦稿·松茨诗稿序》所记：“司农曹子荔与予为忘年交。其诗苍凉沉郁，自成一家。今致乃兄冲谷薄游吴门，因得读其《松茨诗稿》，则又体气高妙，有异人者，信乎兄弟擅场，皆邺下之后劲也。予既交冲谷，知为丰润人。”得出了“寅与河北丰润之曹冲谷为同族弟兄也”，“曹寅实系丰润人而占籍汉*”的结论。不过，文章在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的同时，也有后人留下了巨大的空白与讨论空间。李玄伯虽然据光绪《畿辅通志》与乾隆《丰润县志》绘出了丰润曹的世系，在这个世系中有曹鋡（冲谷）的确定位置。但除了《松茨诗稿序》中的那一条记载外，几乎看不到曹鈖与曹寅之间，丰润曹氏（《丰润县志》）与“正白包衣人，世居沈阳地方”的曹氏之间（《八旗氏族通谱》）有其他任何联系。作者在《丰润县志》的“封赠门”中看到一个名叫“曹邦彦”的名字，于是猜想：“邦彦或与寅之祖振彦为兄弟行耶？”又举县志卷五人物传中看到一个叫“曹邦”的人，“明崇祯二年随清兵出口，及定鼎后，占籍正红旗”，借以暗示沈阳曹氏也可能是这样从丰润迁移过去，改变户籍的。显然，这些只是稍着边际的猜想，远不能成为定论，丰润与沈阳之间的巨大缝隙，如何来弥合，仍是一个巨大的问题。

十多年后，曹氏的籍贯再次提出。先是，守常在年12月4日的《新民报日刊》（北京）发表《曹雪芹籍贯》的短文，接着，萍踪又在同年12月23日的《民言报晚刊》（青岛）发表同题短文。这两篇基本相同的短文虽说份量极小，也没有提供什么新的材料，只是对李玄伯丰观点的重申，却引起了山东大学的丰润学者杨向奎的兴趣，并引发了第一次关于曹氏籍贯问题的讨论。

从年2月14日上海《申报》署名“适之”的文章《曹雪芹家的籍贯》可知（从署名及文章内容、风格来看，这篇文章好像是胡适所作。周汝昌《红楼梦新证》第三章“籍贯出身”中，说“胡适当年在青岛报刊上却力图否认这层兄弟关系”，指的也应是此文。上海古籍出版社年出版的《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年出版的《胡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都作了收录。但胡适年2月17日曾声明“这不是我的文字，不知是谁。可能是误记了作者题名？”，这篇声明见《胡适手稿》九集，台北胡适纪念馆，年），杨向奎在看了萍踪的这篇小文后，曾致函适之，信中说：“丰润在明末清初有四大姓，为谷、鲁、曹、陈。而明末满人入关，丰润为必经之地，被虏人民必多。曹家或即在此时被虏为包衣，遂称沈阳人。……汉*旗本为丰润人而说为东北人者，又有端方。端方姓陶，丰润城北人，后在旗，乃讹为沈阳。曹家或亦类此。”（见署名适之《曹雪芹家的籍贯》）

适之收信后，对这个问题相当重视，特地请王重民先生为借《艮斋倦稿》。适之认为，萍踪对于《松茨诗稿序》的解读存在问题，序中所说“今致乃兄冲谷薄游吴门”，只可以解作“曹荔介绍他的宗兄冲谷来游苏州”，至于说“兄弟擅场，皆邺中之后劲”，那是泛用曹家的典故，并不是说他们真是一家。不然的话，序作者尤侗不可能连自己的“忘年友”曹寅是哪里人都不知道，还要等到“既交冲谷”之后才“知为丰润人”。并得出结论说，“曹雪芹的家世，倒数上去六代，都不能算是丰润县人。曹锡远是否从丰润去的，现在无法考定了。但尤侗这篇序不够证明他家是丰润人，只够证明曹寅曾同丰润诗人曹冲谷认作本家弟兄。”

前述李玄伯、守常、萍踪、适之的相关文章虽然涉及曹氏的籍贯，并且已经进入讨论状态，但总体说来，这些还论述还都是轻描淡写，他们只是为曹氏祖籍的热烈讨论准备了头绪，留下了巨大的空间，自身还没有真正进入红学的视野。真正将这个问题拉入红学范畴的，是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

周汝昌先生的《红楼梦新证》无疑是一部体大思深的集大成的红学考证巨著。这部著作不仅网罗了书里书外几乎所有与曹雪芹及《红楼梦》哪怕是略有一点关系的材料，而且对已有材料进行邃密得无法再邃密的分析。这样一部著作，对于曹雪芹的籍贯问题自然不会放过。该书的讨论是从李玄伯的《曹雪芹家世考》与守常的《曹雪芹籍贯》开始的。作者在虚晃一枪，指出李文证据尚嫌不足，“守常先生丰润说，结论下得太快了”之后，又从《楝亭诗钞》等书籍中翻检到不少补充证据，对丰润说予以支持。这些材料包括：

《楝亭诗钞》别集卷二叶一所说：“冲谷四兄妇归浭阳，予从猎汤泉，同行不相见；古三日禁中见月，感赋，兼呈二兄”，诗中又有句云：“梦隔寒云数断鸿”。同卷同叶诗题曰：“宾及二兄招饮……兼示子猷”，诗句“骨肉应何似，欢呼自不支……却笑今宵梦，先输春草池”。《诗钞》卷二叶七诗题《松茨四兄，远过西池，用少陵“可惜欢娱地，都非少壮时”十字为韵，感今悲昔，成诗十首》，其中第二首诗句：“况从丱角游，弄兹莲叶碧。”第三诗句：“恭承骨肉惠，永奉笔墨欢。”第五首诗句：“念我同胞生；旃裘拥戈寐。”第九首诗句：“伯氏值数奇；形骸恒放荡。仲氏独贤劳，万事每用壮。平生感涕泪，《蒿里》几凄怆。勗哉加餐饭，门户慎屏障。”卷四《兼怀冲谷四兄》又云：“浭水不可钓，松茨闻欲荒。春风苦楝树，夜雨读书床。骨肉论文少，公私拂纸忙。”

周氏认为，上述诗中的“二兄”与“宾及”即曹鋡的哥哥曹鈖，而诗中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的“丱角”、“骨肉”、“伯氏”、“仲氏”，“夜雨床”等字眼，“无一不是兄弟行的字眼；口气的恳挚，更不能说是泛泛的交谊。”阎若璩《潜邱劄记》卷六“赠曹子猷”首二句“骨肉谁兼笔墨欢，羡君兄弟信才难”中间有注曰：“令兄子清织造有‘恭维骨肉爱，永奉笔墨欢’之句。”也可证明这点。由此得出结论说：“曹寅与曹鋡确有着‘骨肉’的关系，自‘丱角’为童时，便在一起‘弄莲叶’，长大时‘夜雨’连‘床’而‘读书’，这绝不是什么‘同姓联宗’了。”

除了上述材料之外，周汝昌还在对尤侗《松茨诗稿序》的重新检读中发现，序中除了“乃兄冲谷”“信乎兄弟擅场”两语外，篇末还有一句重要的话语：“予既承命为序，而即以此送之；并寄语荔轩曰：君诗佳矣——盍亦避阿奴火攻乎?”“阿奴火攻”典出《晋书》，《世说新语》卷中之上雅量门“周仲智”条也有记载，说的是周嵩周凱兄弟之间的故事。“阿奴”是晋人称呼弟弟的口语。周氏以为，这条材料又进一步证明序中的“乃兄”“乃弟”之说“皆非泛词”。

不过，周汝昌先生既要证明曹寅的祖籍是丰润而不是沈阳或其它什么地方，光证明曹寅与曹鋡、曹鈖是同宗同族，而非泛泛的“同姓联宗”还不够，他同样要解决丰润人与曹雪芹的六世祖曹锡远“世居沈阳地方”之间的矛盾。既是丰润人，丰润曹与辽阳曹之间有什么实际的联系。客观地说，《红楼梦新证》对于这部分内容的证明，与曹寅曹鋡兄弟关系证明的振振有辞相比，显然缺少几分硬气。作者只能作因官因商一类的推想，他虽然绘制了一份“丰润曹氏世系表”，把辽阳曹世选一支纳入其中，将曹世选与丰润曹土真、曹士直以及曹邦彦之父并列为同辈，与曹士淳一起归于曹登瀛的下辈，而将曹世选之子曹振彦视为丰润曹邦彦的同辈，但同样找不到任何证据。作者自己也明白这点，所以谱系中曹世选与曹士真、曹士直之间只是用不确定的虚线来联结，而曹世选、曹士真、曹士直以及曹邦彦父亲与列为曹登瀛、曹士淳一系之间，也是用虚线联结。这几笔虚线鲜明地反映了作者的真实认识。

正因为这样，这个章节的行文应该说还是保持了一定的分寸，而文章结尾处的表述也是讨商讨量的口吻：“丰润曹氏可考的最上世是曹登瀛，下一辈是士直、士真、士淳。我疑心曹世选的‘世’，就是‘士’的讹写，他们正当同辈。另有曹邦彦，则又与曹振彦排行，似非偶然。后来看到《故宫周刊》，李玄伯也正如此想。我也早曾根据《县志》把丰润曹氏列成世系表，与李氏所列亦有不同之处。表中丰润曹氏都是咸宁里人。则咸宁里一村，其即雪芹之老家乎？”

然而，或许是作者实在舍不得曹寅《楝亭诗钞》与尤侗《松茨诗稿序》所记的事实，而对于丰润与沈阳之间的巨大距离的无法弥合，则暗自归结为材料的缺失，或许是出于其它原因，作者还是极为明确地将“丰润县人”作为《红楼梦新证》第三章“籍贯出身”中第一节的标题。自此以后，借着周汝昌与《红楼梦新证》的威力，曹雪芹籍贯丰润说更加广为流传，深入人心。《辞海》、《辞源》等工具书在相关辞条中也多以“丰润”为曹雪芹的籍贯。

有意思的是，在《新证》第三章的“丰润县人”一节中，周汝昌先生不仅将辽东曹溯源到了丰润，而且还对丰润曹的渊源作了进一步的追溯。他引用了两则材料：一是李恩笃《受祺堂文集》卷二叶二十二《曹使君淡斋初度序》所云：“公（曹鼎望）嫡系上溯济阳王（按指宋曹彬），忠勳炳然，具载宋纪。厥后讳伯亮者，永乐中从豫章北渡，占籍渔阳之金县，世擅儒宗。”一是《施愚山先生文集》卷十九叶十三《封中宪大夫曹公暨王恭人合葬墓志铭》：“丰润曹氏……先世出宋武穆公。后累迁至丰润，自明永乐间伯亮公始。亮三传始以仕显不绝。”将触角延伸到了北宋济阳郡王曹彬、彬子武穆公灵寿曹玮，确定了丰润曹的起始于曹彬的后代“明初由豫章北迁，伯亮随至丰润落籍”。这个貌似随意的一笔勾划，为后日辽阳丰润之争，提供了一个非常有效的资源。

周汝昌先生的《红楼梦新证》出版于年之前，写作的时间自然更早。“籍贯出身”一章的写作，所利用的材料主要是《楝亭诗钞》与《丰润县志》。能在别人已经用过的材料中发现新的东西，这自然表现出周汝昌先生独特的识力，然而，对于所要论述的问题来说，这两种材料就显得十分有限，以至在许多问题上不能不用想象来填补。对于家世籍贯的论述，如果能有曹氏族谱之类的文献加以佐证，许多问题也就可能迎刃而解。

就在周汝昌先生的《红楼梦新证》出版后没几年，研究者果然找到一部《浭阳曹氏族谱》。这对于《红楼梦》研究者来说，自然是一个天大的消息，同时也是一个令人忐忑不安的消息，自己的观点是被证实还是被推翻，仿佛就等候着它的判决。不过，意想不到的是，这部族谱的出现，不仅没有为曹雪芹的籍贯问题给出一个确定的答案，反而带出了更多的问题，更大的讨论。

首先根据这部族谱作文的是贾宜之。贾宜之先生身为丰润人，他所作的文章却是《曹雪芹的籍贯不是丰润——评周汝昌先生〈红楼梦新证〉》（《文学遗产增刊》第五辑，年）。作者对《浭阳曹氏族谱》进行了深入调查，同时还查找了《丰润县志》和丰润曹氏明清两代墓志铭，没有发现“曹雪芹的祖先原籍是丰润的任何痕迹”，从而否定了曹雪芹籍贯为丰润的说法，并对《八旗氏族通谱》中的“沈阳说”（或辽阳说）予以重申：“曹雪芹的祖籍问题，由父而祖，祖而曾祖，曾祖而高祖，都是世居辽阳。再者从《八旗通谱》里，我们知道曹雪芹的祖先自可能追考的始祖起，一直是世居辽阳地方的，文献足征，铁证如山，故辽阳者，其雪芹之祖籍也。”

应该说，贾宜之对丰润说的否定，还是有其新的基础，但在建立或巩固辽阳说这一点上，却没有提供什么新的东西。一者，“曹雪芹的祖先自可能追考的始祖起，一直是世居辽阳地方的”，是胡适的《红楼梦新证》（年）中就已包含的意思，署名适之的《曹雪芹家的籍贯》（年）对此也说得十分明白，更重要的是，丰润说的主张者从来就没有否定过这一点。他们所主张的曹氏籍贯丰润说，并非指曹雪芹、曹寅、曹世选出生与生长在丰润，而是指曹世选这一支系是从丰润迁移到辽东来。

对于《浭阳曹氏族谱》的面世，丰润说的主张者自然不会无动于衷，任人解读。在看到贾宜之的文章之后，周汝昌先生很快想办法将该谱借来细读。也许是因为除了看到诸如“爰稽世系，盖自明永乐年间，始祖伯亮公从豫章武阳渡溯江而北，一卜居于丰润之咸宁里，一卜居于辽东之铁岭卫”（曹鼎望《曹氏重修南北合谱序》）一类模棱两可的记载之外，确实没有发现什么丰润说的证据，周汝昌在年写作的《曹雪芹家世生平丛话》(年1月—9月连载于《光明日报》，后收入周汝昌《献芹集》)中，立场略有改变，有关籍贯一节的标题便也变为：“‘将*后’与‘辽阳一籍’”，与《新证》中的“丰润县人”形成鲜明对比。

有趣的是，就在周汝昌先生动摇的时候，李西郊发表了《曹雪芹的籍贯》一文（《文汇报》年8月29日），重申曹雪芹籍贯是丰润。并解释说，曹鼎望《曹氏重修南北合谱序》中所说“至辽阳一籍，阙焉未修，尚属憾事”，“明明是指的是曹雪芹的先人曹世选、曹振彦、曹玺、曹寅等说的”，可以解释该谱未录曹世选一支的现象，该谱卷二记曹邦赴辽避兵，“因彼地原有族人引荐”一句中的族人“就是曹世选”。但只见论断，不见论据。

年，为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北京市文化局组织了“曹雪芹家世、故居和坟墓调查组”，向社会各界征调有关曹雪芹的史料，从北京曹仪简先生处征集到一部《辽东曹氏族谱》（前面所述《浭阳曹氏族谱》也在这次征集活动之中，参加了展览）。这部族谱以曹良臣为始祖，以泰、义、俊为二世，以昇、仁、礼、智、信为三世。令人兴奋的是，在四房“曹智”一系，赫然著上了“曹锡远-——振彦——玺，尔正——寅，荃，宜——颙，頫，颀——天佑”一支名字事迹。显然，这部族谱的面世，不仅将为曹氏籍贯研究提供新的材料，同时也将为曹氏籍贯的争论增加更大的空间。

首先就这部族谱作深入研究的是朱南铣先生。早在年，朱就撰写了《关于〈辽东曹氏宗谱〉》一文，由中国作家协会排印，分发给当时参加曹雪芹卒年问题座谈会的专家参阅。补充、修改稿则拖至《红楼梦研究集刊》创刊时（年）这才得以正式发表。作者一方面注意到族谱中收录了曹锡远一支，另一方面又注意到谱中对曹锡远一支的记载非常特别，族谱中曹锡远一支置于曹俊（二世）——曹智（三世）一系之中，然而，曹智以下四世到八世，并无名姓，概作“名失考”，并解释说“以上因际播迁，谱失莫记。”而“曹天佑以下又全付缺如”，“对曹天佑以上有些是沿袭了《八旗满洲氏族通谱》，甚至以意增补，借今譬古，一部分诰命即纯出附会”。另外，他还发现了该谱中所录“曹邦”一房是源出丰润，而谱作者竟然不知道这点。尽管感觉到该谱存在一些错舛，但作者对于该谱的基本记载并没有否定：“就所叙世系来说，除了曹颀和曹天佑以外，根据其他文献，全都能够获得证实，当非伪托”。与此相应，对曹氏籍贯的认识，也就采信了谱中的说法：“今谱载明了曹雪芹一家的房分，从曹锡远再上溯到三世曹智，均属辽东四房，并无来自丰润的痕迹。故就曹雪芹本人来说，固然是满族人，北京籍；若就曹雪芹上代来说，远至明初，祖籍仍是东北。”对于谱中的疑问或错误，作者一概归因为“由于重修谱者并非四房直系，所知不多，采访未广”。（朱南铣《关于〈辽东曹氏宗谱〉》，《红楼梦研究集刊》第一辑，第-页，上海古籍出版社社，年。）

朱南铣之外，对《辽阳曹氏宗谱》做了更深入研究的是冯其庸先生。那已经是年的事了。由于校注《红楼梦》的需要，冯其庸在朋友的帮助之下，先后找到二百周年曾经参加过展览的《五庆堂重修辽东曹氏宗谱》的副录本与原本，并对之加以邃密的研究，写出了煌煌大著《曹雪芹家世新考》，年由上海古籍出版出版。年又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增补本，增补了《宗谱》四房的人物考，重写了《关于〈浭阳曹氏族谱〉》，增辟了“关于李煦”一章，附加了“家世六论”与“附论：画像辨伪”二章。全书对《辽阳宗谱》的概貌、世系表、人物、另谱世系表，以及《浭阳曹氏族谱》和《丰润县志》进行了全面、深入、细致的考察辨析。作者首先从该谱的用纸、封面题签、五庆堂、世系断缺、避讳、收藏等六个方面，论证了宗谱的真实可靠性。对于四房曹智以下曹锡远以上四世至八世的断缺，作者认为，这种断缺现象并不是四房所独有，长房曹昇以下四、五、六世均断缺，二房曹仁以下全缺，五房曹信四世至九世也全缺，只有五庆堂所在三房各世均全。况且曹士锜在宗谱叙言已有说明：“……后因辽沈失陷，阖族播迁，家谱因而失遗，兵火中从前世系宗支，茫然莫记焉。犹幸丰润伯处全谱尚存，不意未及缮录，又罹闯逆之变，叔丰润伯匡治及兄勋卫、鼎盛，尽忠殉难，而家乘益无征焉。”因此，“这种断缺，不仅不是我们怀疑此谱的理由，相反却是此谱历史真面貌的反映，是此谱真实可信的证据之一。”（增补本第7页）

在此基础上，冯其庸考证出《宗谱》中所列五庆堂始祖曹良臣和第二代曹泰、曹仪是撰谱人强拉入谱或讹传窜入的；五庆堂的真正始祖是曹俊；曹俊既是五庆堂的始祖，也是曹锡远一支的始祖，“曹雪芹一家，确实属于辽东曹氏宗谱上的第四房，康熙抄本《沈阳甘氏家谱》和抄本《辽东曹氏宗谱》两方面的密合无间，确切地证实了这个问题”（增补本第页）。据《明故孺人曹氏圹记》，曹俊的女儿（即“圹记”中的曹氏）是“辽阳人”，既然如此，曹俊也可以说是辽阳人。作者以为，由于史料的缺乏，曹俊究竟从何处到辽阳，尚不可考。虽然不能完全排除从丰润来，或者说不能完全排除与“永乐初”“卜居于辽东之铁岭卫”的曹端广联系起来的可能性，但是，从现有资料来看，这种可能性简直是微乎其微。因为，《辽阳宗谱》中明言曹俊是“入辽之始祖”，而《浭阳族谱》所记最初到辽东的人却是曹端广；再者，曹端广到辽东最初是落脚于铁岭，而《五庆堂谱》序言中所提一系列地方中偏偏不见铁岭。因此可见，从与曹雪芹相隔十三世、相距三百五十余年的上世曹俊起，曹氏就是辽阳人，不仅如此，“曹俊本人的原籍，也不可能是河北省的丰润县”（增补本第页）。

为了更为全面地看问题，在《辽东曹氏宗谱》之外，冯其庸还掉转头来对《浭阳曹氏族谱》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看能否寻找到有关丰润曹到辽东曹，或者辽东曹源于丰润的信息。结果发现，在曹氏十三世孙明试的《曹氏重修族谱序》确实有“惟孝庆公宋仁*仕隆兴，一传而进士天其翁卜居武阳，至今凡十四世，子孙众多，支派分析，由武阳而迁丰润，迁辽东，徙进贤”的字样，十三世孙鼎望的《曹氏重修南北合谱序》也说：“始祖伯亮公从豫章武阳渡协弟遡江而北，一卜居于丰盛之咸宁里，一卜居于辽东之铁岭卫。”族谱卷五《谱世》第四世对端明端广的记载是：“端明，字伯亮，行二。永乐二年占籍丰润，为北曹始。以后另序。端广，字口口中，行三。占籍辽东，后人失载。”该卷前面的《曹氏南北合谱总图》端明名下也直书“卜居丰润”，端广名下直书“卜居辽东”。但是，“查遍这部《浭阳曹氏族谱》也找不到曹端广到过丰润，暂居过丰润的消息”。（增补本第页）作者因而得出结论说：我们再退一万步，就算曹鼎望所说的都是事实，因而，姑且说曹端广是在丰润暂住了一段时间，而后又迁辽东铁岭卫定居的。设使是这样，这丰润能算是曹端广的籍贯么？如果要依这个办法来计算古人和今人的籍贯，那末一个人要有多少个籍贯呢？”（增补本第页）正是通过对《辽东谱》与《浭阳谱》正反两方面的深入研究，作者确信自己“证实了曹家的籍贯确是辽阳，后迁沈阳，而不是河北丰润。”（冯其庸《曹雪芹家世新考·自序》第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年）

冯其庸先生对曹雪芹家世籍贯的研究，除了依据《辽阳曹氏宗谱》之外，另外还有其它实物与史料辅助。这些材料包括：年代发现的康熙二十三年江宁知府于*撰修未刊稿本《江宁府志》中的《曹玺传》，康熙六十年上元县知县唐开陶等纂修《上元县志》中的《曹玺传》；70至80年代辽阳发现有的《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重建玉皇庙碑》、《东京新建弥陀寺碑》，以及康熙抄本《甘氏家谱》。《江宁府志·曹玺传》中有“曹玺，字完壁，宋枢密武惠王裔也，及王父宝宦沈阳，遂家焉。”《江宁府志·曹玺传》中则有“曹玺，字完譬。其先出自宋枢密武惠王彬后。著籍襄平，大父世选，令沈阳有声。”在周汝昌看来，这些材料显然对辽阳说有一定的支撑作用。而康熙《甘氏家谱》的发现，则更进一步巩固了曹氏与辽阳的联系。因为在曹寅的《楝亭诗钞·过甘园》的自注中，称曾任云贵总督的甘文焜为“总制公”，而称甘文焜的第三子甘国基为“鸿舒表兄”，可知曹家与某家存在亲戚关系。查《沈阳甘氏家谱》，知道甘氏六世中有一位名体垣，“元配曹氏，沈阳卫指挥全忠曹公之女，生一子如柏”，与《辽东曹氏宗谱》所记曹氏三房十世曹权中，“女一，适甘公体恒室，甘国圻母”正相吻合。由此知道，曹氏在十世时候就已经在辽沈一带，曹氏四房并非后世随意拼装进去。

客观地说，冯其庸在以《辽东曹氏宗谱》为主要根据的曹氏籍贯研究之中，还是能用材料说话，言之有据，言之成理，推理与想象的成分相对要少。以曹锡远为界，说曹家的籍贯是辽阳人，也是当然的事，即便是丰润说的主张者也并不反对。而对丰润说的各项批驳更是几乎夺尽了论敌的立足之地。然而，辽阳说在自身的建设一方面却远非十全十美。《辽东曹氏宗谱》本身就存在将自己的始祖、二世祖也弄错的硬伤；曹锡远至曹天佑一支又存在来无影去无踪的疑问；而被论证为入辽始祖的曹俊又不知从何而来；谱中将丰润人曹邦载录也难以合理地解释；自己十分看重的两种《曹玺传》都说到曹氏是北宋枢密武惠王彬之后，而在《辽东曹氏族谱》却无法对证；对曹寅《楝亭诗钞》中以“骨肉”等语称呼丰润曹鋡，以同姓联宗来解释，也未必是唯一的正解。这一系列的问题，不免给被逼到墙角的论敌以回旋的余地与反驳的空间，更不用说让他们心服口服地接受“辽阳说”了。并且，如果反方要进一步追问“辽阳说”的“辽阳”的具体所指，正方恐怕也难以说得清清楚楚。

辽阳说自身所存在的问题，固然给了丰润说主张者以一定的生存空间，然而，客观地说，在上一轮论争中，真理的天平还是倾向于辽阳说一边。道理很简单，《辽东曹氏族谱》虽然存在问题，但《满洲八旗通谱》、《山西通志》、《浙江通志》与《江宁府志》与《上元县志》中的《曹玺传》中有关曹振彦或曹氏其他先人为“奉天辽阳”人等相关记载总归没有多大问题；辽阳说虽然不能回答曹锡远以上从何而来的问题，但退而求其次，曹雪芹上溯六代先人都居住在辽阳一带却是无可辩驳。与之相反，到现在为止，除了曹寅诗歌中有对丰润曹鋡以“骨肉”相称的一点模糊不清的软证外，以及《浭阳曹氏族谱》中所收几种谱叙当中说过“始祖伯亮公从豫章武阳渡协弟遡江而北，一卜居于丰盛之咸宁里，一卜居于辽东之铁岭卫。”（曹鼎望《曹氏重修南北合谱序》）一类的话，还找不到哪怕一点辽阳曹氏的上世是丰润人的历史硬证。即便是从这句话中包含了曹端广入关之前经过了丰润的信息，并且曹端广就是曹锡远的先人，也只能说辽阳曹氏的先人入关之前经过了丰润县，而万万说不得他们是丰润县人。如果一定要以曹氏入辽始祖及其上世的居住地作为籍贯的话，那么，也只能说曹氏是南昌武阳人，或者更远一级的灵寿。

然而，就在他们只有还手之力，全无招架之功的危困时候，河北丰润方面有一员大将、两名先锋出战。大将是早在四十年代就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