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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树伟福克司文昌帝君阴骘文与红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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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克司(WalterFuchs,左)与艾锷风(GustavEcke)在北京,年。

平时与高山杉先生闲聊,曾提及为东方学家作传事,他希望把那些动人的故事陆续写出来。此前,他已写过厉鼎煃、石滨纯太郎等学者,追魂摄魄的笔力让人神往。闲聊中,也曾提及我们共同感兴趣的德国汉学家穆麟德(PaulGeorgvonMllendorff,-)及福克司(WalterFuchs,-)。两位学者对满语文都有浓厚兴趣,且颇多发明。也是最近才注意到,在穆麟德去世后的第二年,福克司就降生了,让人一下就想起韩愈赠贾岛的诗。

福克司是德国著名汉学家,专长在清代早期历史,尤留意满族与蒙古历史、满文文献、中国地图史等。他从小受父亲影响,对中国及东亚的民族、地理产生兴趣。年在柏林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不久,就来到中国。起初,先是在奉天医科专门学校(辽宁医科大学前身)任德语、拉丁语讲师。他非常喜欢在中国游历,刚到沈阳时,曾利用假期参观远近的自然景观、历史遗迹。他甚至还被吸引到火车无法到达的其它有趣的地方,也喜欢上了徒步和登山,甚至到过朝鲜边境的白头山。随后的几年时间中,他访问了北京,又游历了中国北部、中部及西南部的多个省。福克司在中国游历过程中生发的趣味,在后来出版的研究著作中有不少表达。至于游历与研究的微妙关系,福克司与日本学者稻叶君山的观点估计有点相似,游历可增益研究乐味与勇气

(稻叶君山《清朝全史》序)

三十年代末,福克司受辅仁大学之邀,为研究、编辑耶稣会的地图册(),从沈阳移居北京。年,担任中德学会德方会长。年,与芮玛丽(MaryWright,-)等发起成立清史研究会。“二战”结束后,美国敦促中国政府将德国官员、纳粹党员等人遣送回德国。福克司也因其纳粹党员的身份,被列入遣送名单。期间,芮玛丽及其丈夫芮沃寿(ArthurF.Wright,-)曾伸出援手,福克司才得到燕京大学名誉教授的职位,藏书也随之转到燕大。迫于美国官方的压力,次年,中国又公布了新的遣送名单。蒙高山杉先生惠赐年8月10日《北平日报》,在《去兮纳粹党徒:北平应遣德侨名单公布》一文(周运先生发现并拍摄照片)所列名单中,福克司名列第十二位(报纸将福克司中文名误作“渥泰尔”)。

DerJesuiten-AtlasderKanghsi-Zeit

由于美国官方不断施压,在这份新的遣送名单公布后,福克司应随即被遣返德国。据傅吾康(WolfgangFranke,-)称,福克司可能被误认为是在德国外交部任职的另外一位瓦尔特·福克斯(WalterFuchs,-?),被扣上国民政府间谍或内奸的帽子。因遭遣返,福克司不得不将所有藏书及财产留在燕京大学(此据傅吾康回忆录《为中国着迷》,一说当时福克司将藏书卖给了燕京大学并留有档案。不久前,笔者曾赴北京大学档案馆查检有关福克司的材料,一无所获),他就一个人带着行李箱上了遣返船,回了德国。返德后,他虽然也拿到了教职,但因为各种因素影响,他的研究成果没有得到学界及时、应有的认可,连续遭受冷遇。此后,他先是在慕尼黑大学任教,后来又先后担任柏林大学与科隆大学的汉学讲座教授(以上对福克司生平的勾勒,主要参考傅吾康WalterFuchsinmemoriam一文及其自传)。他留下来的著作主要有《清代耕织图珍本考》(

RareChingEditionsoftheKeng-chih-tu

)《广舆图版本考》(

TheMongolAtlasofChina:byChuSsu-penandtheKuang-Yü-Tu

)以及《十八世纪乾隆南巡图》(

DieBilderalbenfürdieSüdreisendesKaisersKienlungim18

)等

(参见MartinGimm.“VerzeichnisderSchriftenvonProf.Dr.WalterFuchs.”

OriensExtremus

19,:1-7)

此前,我对福克司藏书的去向一无所知,在与几位先生闲聊中,才知道他的藏书就在北大。谁能想到,福克司的这批藏书有些竟也流到了拍卖市场,高山杉先生就曾买到过两本。从那以后,我稍一得闲就去图书馆调阅这批藏书,盼能一一过眼,以了解福克司的学思历程,同时也涵养对古代东方语言文字的兴趣。

经查考,福克司的西文藏书主要集中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特藏部,古书集中在北京大学古籍馆,主要是汉文、满文、蒙文古书。我先去古籍部看的那批古书,其中时常可以看到中文、德文、日文、满文、西夏文等铅笔批注,也常看到书中钤有“雨读斋藏”(阳文长印)“福克司章”(阴文长印)“福克司(阴文)/fuks(阳文)”(满、汉文方印)“福克司印”(阳文圆印)等藏印。

在调阅福克司藏书的过程中,时常就书的版本、印章、批注、流传与古籍馆杨芬老师聊。早先听杨老师转述北京大学古籍部馆员丁世良先生的话,说之前北大有一部分未编古籍存于红二、三楼及俄文楼楼顶,后迁入新馆。当时馆内会议室外厅堆放的就是福克司的藏书,有两万册左右

(另见杨芬《北京大学图书馆未编古籍整理历程》,《河南科技学院学报》年第三期,43页)

。这与傅吾康在《回忆福克司》

(页)

中说的“大概一万册”不符。

在北大古籍馆“秘籍琳琅”中检出来的九十四件福克司藏书中(此九十四件仅为北大古籍馆新编目录所著录,此前所编旧目均未著录藏印等项),仅就我经眼的书来看,大部分是清代的档案、家谱、笔记、舆图,有关满文的古书差不多占了一半,这与福克司专意研究清朝早期历史合符,由此也能窥见他藏书的基本倾向及研究兴趣。其中,还有几件清代的劝善书,有的还是孤本,弥足珍贵。

在调阅福克司藏书的过程中,曾遇到一册《文昌帝君阴骘文》

(典藏号:SB//)

,一函一册,满、汉文,后附有《戒淫文》《徵事》,末附施印姓氏一纸。书衣有福克司铅笔字迹,“)文昌帝君阴骘文1-42)戒淫文1-33)徵事1-3”。另有两处德文批注,不能识。那天偶然借出这本小册子,匆翻过一遍,看到阴骘文、戒淫文、施印姓氏及印数,突然联想及《红楼梦》里写的两段故事。这两处由书籍史勾连起来的问题,看似无关紧要,实际比较关键,这会连带影响到对《红楼梦》这部小说的写作取材乃至主题倾向的理解。也就不避繁冗,再拿出来重新讨论。

福克司旧藏《文昌帝君阴骘文》首半叶、末半叶

小说第十回写贾敬过寿的前几天,尤氏问贾珍该如何操办太爷贾敬的寿日。贾珍说,刚去给贾敬请了安,原想请他来家受大家的礼,没想到惹来一番数落,后日再不敢去了,且转述了贾敬的话:

我是清净惯了的,我不愿意往你们那是非场中去闹去。你们必定说是我的生日,要叫我去受众人些头,莫过你把我从前注的《阴骘文》给我令人好好的写出来刻了,比叫我无故受众人的头还强百倍呢。

(《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年,页)

还有,小说第十一回,写贾蓉回尤氏的话,说他刚去给贾敬送过吃食,且回贾敬说父亲贾珍在家伺候老爷们,遵贾敬的话不敢过来。贾敬听了很满意,叫贾蓉回去转告父母,好生伺候太爷太太们。贾蓉也转述了贾敬的话:“还说那《阴骘文》,叫急急的刻出来,印一万张散人。”

(《红楼梦》,页)

小说这两回写到的《阴骘文》,是劝人行善的道书,相传是文昌帝君所作,明以后民间传播较广,常与《太上感应篇》《戒淫文》等并行刊印流通。往常读小说这两段文字,大概不会有什么特殊的感觉,对作者当时究竟如何写这段也捉摸不定。此前,已有研究者接触到了一些材料,如清初傅山所写《文昌帝君阴骘文》木刻大屏,并以此揣想过曹雪芹当时能接触到的材料及创作路径。大概是找不到可以精准复原当时环境的材料支点,对这两段文字的理解仍在摇晃。乾隆年间《阴骘文》在民间尤其在旗人圈子的传播及影响,此前虽有讨论,因这类材料传世不多,且目前大都散在各收藏单位,难以统观。对作者何以写贾敬嘱贾珍父子刻印《阴骘文》尚不清楚,对贾敬说的“印一万张散人”更谈不上有什么具体的认识了。

有趣的是,福克司所藏《文昌帝君阴骘文》成了帮助理解《红楼梦》这段故事取材的一个绝佳注脚。这册《文昌帝君阴骘文》,书后附有刊梓施印姓氏及续印施行姓氏(从左至右):

嚣嚣斋剏梓施印姓氏

(共施印壹千本)

辉发:佛成(文杰)奉天:二达色(衷孚)

襄平:伊尔登额(汉昭)蒙古:永起(培风)

续印施行姓氏

汉军:伊丰阿(席珍壹百本)长白:图善(原性伍百本)

玉田:黄得镇(壹百本)丰润:黄昌(伍拾本)

大兴:张仁(伍拾本)奉天:沈铠(函光叁百本)

驻防河南省满洲正白旗瓜勒嘉氏拉灵阿(号提喜伍拾本)

乾隆五十二年六月初六日正白旗满洲郎中图善敬印

书后附的这半叶纸,涉及施印姓氏、人物身份、册数及刷印时间,为考察乾隆年间《文昌帝君阴骘文》在民间尤其是旗人圈子的流通状况及施印人提供了直接参考。由以上记录,我们知道,这册满汉双璧的《文昌帝君阴骘文》,最初由佛成、二达色、伊尔登额、永起私人共施印一千本,伊丰阿、图善等人少者印五十本,多者印五百本,总又续印一千七百五十本,加上最初印的,总共刷印两千七百五十本。乾隆五十二年()六月初六日,由正白旗满洲郎中图善刷印。清代为《阴骘文》作注者多,流传下来的满文译写件却不多见。有这个册子及刷印数量的参照,小说中写贾敬两次提及要刻印以前自己注的《阴骘文》及以一人之力刻印“一万张”,可以看到小说创作的社会思想背景及小说中贾家的社会地位及财力。

《文昌帝君阴骘文》除了给《红楼梦》第十、十一两回贾敬的话做了有趣的注脚外,后面附刻的《戒淫文》,也启发我们重新考虑《红楼梦》中“意淫”的可能取材来源及创作思路。小说第五回写警幻仙姑说宝玉是“乃天下古今第一淫人”,把宝玉吓了一跳,警幻接着给宝玉解释说:

非也。淫虽一理,意则有别。如世之好淫者,不过悦容貌,喜歌舞,调笑无厌,云雨无时,恨不能尽天下之美女供我片时之趣兴,此皆皮肤滥淫之蠢物耳。如尔则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吾辈推之为“意淫”。“意淫”二字,惟心会而不可口传,可神通二不可语达。汝今独得此二字,在闺阁中,固可为良友,然于世道中未免迂阔怪诡,百口嘲笑,万目睚眦。

(87页)

警幻所训,淫分二端,一则好色,一则知情。警幻推宝玉为“天下古今第一淫人”,是从痴情一端说的,与世道中的“皮肤滥淫”有别。“意淫”,小说中仅此一见。关于“意淫”的出处及阐释,研究者很早就在讨论,但异说纷出,终无定论。此前,许卫和及王三庆撰文指出,“意淫”二字应出古代医典,并对先前评家以“意淫”为雪芹首创等观点提出商榷。认为小说里的“意淫”出自《黄帝内经·素问》“痿论篇”:

思想无穷,所愿不得,意淫于外;入房太甚,综筋迟纵,发为筋痿,及为白淫。

他们认为,曹雪芹淹通医书,就把医书里的“意淫”二字挪用至小说中,拧转褒贬,另立新意。“意淫”虽然在古书中早已成词,但“意淫”有警幻所说“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的义项,的确是从《红楼梦》才开始的。

追寻“意淫”的可能出处,留意作者当时所处环境及可能接触到的材料是影响阐释的关键因素。此前,我曾在道书中找到“意淫”的另一出处。现在看到福克司旧藏《文昌帝君阴骘文》后附刻的《戒淫文》,在思考《红楼梦》创作取材时,使我更加相信,雪芹写警幻训诫宝玉一节的创作启发,更有可能直接受当时民间广泛流通的劝善书影响。

吕岩(洞宾)也有一篇《戒淫文》,开篇即说“人性惟淫,难戒。人罪惟淫,最重”,而后一一列数世间“淫孽”:

见好妇女适时注念,刻刻存思,废饮食而形梦寐,谓之想淫;见好妇女言语轻挑,口角逗引,恣谐谑以动心情,谓之语淫;见好妇女有心凝视,着意偷觇,眼目射而神魂飞,谓之视淫;见好妇女假托殷勤,诈为周匝,饰礼节而图媚悦,谓之意淫。

接下来,作者即对此表明了态度:“若此之类,虽袵度不交,形骸未接,而淫心已荡,淫恶已彰,止恨无便可入,无隙可乘耳。阴律已著之,岂得谓无罪哉?!”在吕岩看来,无论想淫、语淫、视淫,还是意淫,其核心仍在“淫”而不在其它,“想”、“语”、“视”等都是“淫”的不同表现。“意淫”只是其中一种较为高级的罪恶

(“饰礼节”)

吕岩《戒淫文》

以吕岩《戒淫文》对读警幻以意淫训诫宝玉那段文字,对雪芹写这段故事,或能催生更为妥帖的理解。《戒淫文》开篇所述,即警幻所批评的“世之好淫者”,具体表现则是“悦容貌,喜歌舞,调笑无厌,云雨无时”等“皮肤滥淫之蠢物”。警幻的话再明了不过,因宝玉“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与“皮肤淫滥”者不相类,才推其为“意淫”。在警幻那里,已单独把“意淫”从《戒淫文》所陈世间淫孽(想淫、语淫、视淫、意淫)的队伍里拎出来,赋予它“天生痴情”的新意。按警幻所讲,“意淫”(天生痴情)仅存于闺阁之中,世道中并不能理解。脂批谓“意淫”二字新雅,“宝玉一生心性,只不过是体贴二字”。后来的评点家、研究者对此也叹其绝妙,如王希廉称“二字甚新”,洪秋蕃说“创千古经传稗史未有之奇”。

胡文彬先生讲,以警幻之言,“意淫”二字的核心不在于“淫”而在于“意”。前文已及,恰与小说相反,《戒淫文》中“意淫”的核心在“淫”而不在其它。雪芹拧转其世俗意,转入闺阁中,极写宝玉的天生痴情。而且,从第五回“意淫”出发,这种写人情的悲悯关怀就贯穿了全书。我觉得这是鲁迅推《红楼梦》为“人情小说”的一个总支点。之前,我在北大图书馆古籍部集中翻阅与红学相关的古书时,曾读到清人蕴和的一部《绿棠吟馆诗钞》

(典藏号:Y//2/)

,见卷一末有《题红楼梦传奇四首》,读至其三末句“无限钟情无限恨,请将怨慕一齐删”,曾引起我极大的共鸣。若从小说中流露的悲悯关怀看,这十四个字正是雪芹传神文笔的精准写照:以上帝视角巨细靡遗地曲尽人情,最后又不得不让故事中的人物割舍掉一切的所愿而不得(怨慕),终生抱恨。

虽然《文昌帝君阴骘文》后面附刻的《戒淫文》是冠名文昌帝君的另外一篇文章,我们仍不能否认,同样是道书的吕岩《戒淫文》也曾这样在民间广为流通。事实上,我们还发现有《戒淫文辑证》这样辑录古今事证,阐释《戒淫文》的书。这样看来,“意淫”二字从《戒淫文》拈到小说里,要比取材于《黄帝内经》来得更直接、妥帖。门外山川、堂前花鸟,都是作者小说创作的取材来源,像《文昌帝君阴骘文》及《戒淫文》等民间劝善书,现在我们既然可以看到有当时民间流传的《文昌帝君阴骘文》实物,且有不少的印量。想来,当时这些广为流通的劝善书,曹雪芹是不难接触到的,以其新奇之想辗转写入小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从《红楼梦》里钻出来,再回到福克司。由于所见材料有限,我们并不清楚年的福克司经历了怎样的痛苦才辗转回到德国。傅吾康在那篇回忆福克司的长文里,为我们提供了如下信息:“他只带了为数不多的手提行李,被‘押’上了船,遣返回德国。……哪怕失去其他所有东西,他都能认命;但是,失去藏书,却是他根本无法接受的事情。……从此,他再也没找回以前曾有的活力及创造力。”(“SowurdeermitwenigemHandgepckaufdasRepatriierungsschiffgebrachtundnachDeutschlandbefrdert……DerVerlustvonHausundallerHabewareinschwererSchlagfürihn.Mitallemanderenkonnteersichabfinden,jedochnichtmitdemVerlustseinerBücher.……ErhatniemalsmehrseinefrühereAktivittundSchaffenskraftwiedererlangt.”)

知道这些细节后,再去调阅那些书,我才稍稍有些感觉。据傅吾康回忆,福克司在中国时有位叫廖伟予的福建女友,年曾为福克司产下一子,如果健在,现在也已经七十四岁了。后来才知道,福克司从那以后可能就再没到过中国大陆。最后,在胡适年谱中还看到了福克司的影子。年1月27日,蒋复璁、林秋生陪同柏林大学教授福克司和他的助教马丁·吉姆(MartinGimm)访问了胡适

(胡颂平《胡适之年谱长编初稿》第九册,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年,页)

。这可能是福克司生命中最后一次在地理空间上踏进中文世界。

遣返名单中的福克司、石滨纯太郎论文集及其中签赠福克司的《殿版蒙文大藏经考》

那天我去北大图书馆特藏部调阅福克司的藏书,不知怎么就检出来一册名为“西夏语译大藏经考”的书

(索书号:B/5/J)

,作者著录为“石浜纯太郎”。此前我曾在检索系统中专门检过“石滨纯太郎”,一无所获,没想到在寻找福克司时,竟意外找到了关于石滨的材料。拿到书后,发现书脊上有“石滨纯大郎”五个烫金字,不只是《西夏语译大藏经考》那篇论文。来回翻看才知道,这是年前后石滨寄给福克司的论文抽印本,共十篇。福克司请北堂印书馆把它们装订成了一册,目次如下:

01《西夏语译大藏经考》(《龙谷大学论丛》别刷,)

02《番汉合时掌中珠》(附图版五)

03《殿版蒙文大藏经考》(《大谷学报》第十一卷第三号拔刷,。封面右上角有石滨纯太郎钢笔字迹:HerrDr.W.Fuchs,ergebenstüberreichtvomVerfasser.J.IshihamaJuntarō.,意为:(To)Mr.Dr.W.Wuchs,mostsincerelypresentedbytheauthor,J.IshihamaJuntarō.

04《西域出土の西藏本》(《大谷学报》第十二卷一号拔刷,)

05《金字蒙文藏经金光明经の断简に就て》(《支那学》第四卷第三号抽印)

06《满洲语译大藏经考》(《书物の趣味》第一册别刷,。封面及内容中有德文铅笔批注)

07《满洲语译大藏经考(续)》(《书物の趣味》昭和六年,。封面及内容有中文、德文批注)

08《满洲语译大藏经考(续)》()

09《京都帝国大学所藏蒙文丹殊尔记》(《桑原博士还历记念东洋史论丛》拔刷,)

10《无量寿宗要经考补》(《东洋学报》第拾六卷第贰号拔刷)

我惊讶于福克司与石滨纯太郎也有这样密切的学术交流。前些天,看到日本学者高田时雄先生撰文介绍在日本大阪大学图书馆“石滨文库”中发现的王国维致罗振玉信札,由此联想及“石滨文库”一定也有福克司的材料,希望将来能有机会刊布,以完整展现两位学者的学术情谊。这也让我想起,以前西夏学领域中日俄三国学者的合作交流。上世纪三十年代,集合中日俄三国学者研究成果的《北平图书馆月刊》西夏文专号出版时,曾刊布过一则启事,使人动容:“夫世运纷乘,靡有既极,所愿天下万国,亦能如区区斯册之聚中、日、俄三国人士于一堂,而雍容揖让,讨论讲习。藉合作之精神,化干戈为玉帛,则人文化成,世界大同,其可冀乎!”

(《北平图书馆月刊》第四卷第三号,年1月)

夹在石滨论文集中的贺年卡(复制件)

那天下午我匆匆翻阅石滨纯太郎这册论文集时,发现里面还夹了一张卡片,上面印着“谨贺新年”四个仿宋字,是年石滨纯太郎写给福克司的贺年卡。我把这张贺年卡捏在手里,心里好一阵难过。如果福克司尚有感知,真希望他曾在中国遭遇的所有不快,能因为现在仍有人重新读他的藏书、在文字里与他感同身受,稍稍减去一些。

附记:本文撰写过程中,曾得到高山杉、栾伟平两位先生帮助,蒙贾长宝先生纠正拙文几处译文讹误,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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